即便没有徐光启隐讳的提醒，皇帝陛下也不会简单地以为仅仅凭借着自己的圣旨就可以令他们就范。要想此前的圣旨“生效”，恐怕还得从圣旨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绝对不会轻易收功。
而且在没有充分的把握之前，皇帝陛下并不打算触其锋芒。采取强硬措施是不明智的，那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会串通一气顽抗到底。如果造成那种局面，影响绝对不会限于一家一里，县乡两级都要受到波及，到最后甚至都有可能影响整个陕甘地区的救灾措施的实施。
在此前的往来奏对之中，君臣之间已经形成默契——皇帝陛下专啃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这些“硬骨头”，钦差大臣徐光启专心干收拢流民垦荒种植这些琐事实事。
这倒不是徐光启有畏难情绪，而是因为考虑到藩王和世家大族都有强硬的后台，即便是有钦差的身份也不是可以轻易降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徐光启根本没有闲工夫去弄这些夹缠不清的事情。
因此，徐光启一行到达陕西之后，只是与布政使司衙门、按察使司衙门和都指挥使司衙门这三司衙门打了个招呼，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往来酬酢，而是直接深入到府、县甚至乡里等最低层的组织机构。
汤若望先是派人、后来又亲自来与徐光启晤面，可两人并没有机会深谈。一则是因为徐光启的事务繁多，每天恨不得十二个时辰连轴转。二则因为人来人往的也根本无法会商机密。
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汤若望只好有些悻悻地返回。
按照事前计划，徐光启第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拢流民，垦荒整地，以备来年开春种植粮食作物。
到了大明王朝末年，北方地区的荒地、无主地是非常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赋税从无到有，后来甚至越来越沉重。
从南宋偏安南方直至蒙元彻底退出中原，期间两百四五十年，北方都是在异族统治之下。那些蒙古人、鲜卑人什么的可从来不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立身的根本，他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或所擅长的是以游牧为安身立命之本。
再加上北方本来雨水远比南方稀少，土地因此而贫瘠，基本是看天吃饭。在那个缺少有效肥料的条件下，即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都稍嫌吃力。况且还要经受连年的征战、兵匪难分的军队的往来耙梳，最起码的安定的生活都成为奢望，更惘论从事稼穑。
因此，在汉人重新统一之后，为尽快恢复北方地区的民生，太祖朱元璋就采取了移民、军屯和永不起科的三大政策。但是，后来那些“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