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大明王朝凡是与军旅有关的领域，或是每有战事起，都要实行“监军制”。这本来是一项巩固皇权的措施，不但有效，而且也是必须。
监军制，李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地实行过，可绝大部分都是以文官做为监军。而因为太监在靖难之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自从大明永乐朝开始，皇帝陛下就开始大规模地委派亲信太监，前往各地军镇监军。
从此，大明王朝的“监军制”开始变得臭名昭著起来。
本来一项很好很有效而且不可或缺的措施，之所以变得臭名昭著起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太监不堪委任，或是他们滥用权力，而是完全是因为太监分了文官的权。
像巡抚那样属于临时性质一样，大明王朝的监军也属临时派遣性质，而且不止太监有监军的资格，文臣也有此资格。只不过太监监军所占的比例大，而且“名声”也要远远大于文臣，因此“太监监军”这四个字，才似乎成为了固定搭配。因此，每当提到“监军”这两个字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马上反应出的就是“太监监军”。
其实，形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完全是因为文臣掌握着历史上的话语权，从这一点上说，毋宁说文臣更为无耻——请看以下事实：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思宗朱由检从善如流，下令撤回了全部监军。可结果如何，没有了监军，没有了太监监军的“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的顽疾，那些文臣武将干起“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的事情来，更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大明王朝最终还不是“呼啦啦大厦将倾”……
当然了，前世大明王朝最后的崩溃，说起来与太监监军还是文官监军关系不是很大的，运势使然而已。前面已有过一些分析，在此不再赘言。
事实上，有明一代，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一般是御史）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
从永乐年间直到崇祯时期，朝廷都是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
说到底，还是大明王朝的官僚系统出了问题，皇帝陛下听不到真实的情况，底下的官员沆瀣一气，寡廉鲜耻，极尽欺瞒之能事。太监到底是皇帝陛下的近人，相对来说，太监向皇帝陛下汇报的情况，可信程度要远比其他的文臣高的多。前世的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也曾经废除过太监监军，但是旋即又重新恢复，这就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
但是，如今的皇帝陛下虽然明知王朝的官僚体系出现了问题，可也没有毕其功于一役、没有试图轻松解决这个顽疾的想法。
由“监军”改为“参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其内涵却是不啻天壤之别。
以往的监军制，固然是监军人员大权独揽，可很多情况都是地方将领推卸责任的非常好的籍口。
而参军人员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对情报的归纳、汇总和分析，为主将提供充分的信息方面的支持，同时即便是出现了指挥方面的失误，也严禁他们干涉将领的指挥。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将领们意欲推卸责任的企图，让他们没有顾虑。反正若是打了胜仗自有朝廷的封赏，而若是打了败仗也有朝廷的法度部勒，不容许他们诿过饰非。总之，好也罢，坏也罢，都是由他们自己承担。
虽然不会是那么容易，可这种观念也要一定灌输下去。
只有一种例外，若是出现了投敌叛国之类的恶性事件，参军人员才有权利剥夺将领的指挥权。其实，真要是出现了那种情况，不仅是参军人员，其他任何有关人等都是有权利、有义务阻止投敌叛国现象发生的。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参军人员的手中，有着大明王朝及皇帝陛下的授权，他们做起来更加的名正言顺而已。
这样一种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方法，还只是皇帝陛下的思路，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一系列措施。现在由卢象升和何腾蛟率先实行起“参赞军务”，也只是一种尝试，各种办法和措施也都没有定规。皇帝陛下的意思是，通过他们的尝试，总结经验和教训，慢慢形成一套合理、完整的措施之后，再寻机全面推开。
最令皇帝陛下郁闷的是，人才难得，人手奇缺，卢象升和何腾蛟好歹算是“上路”了，可若想再招揽一些，却一时无从措手。
按说我华夏煌煌数千年文明，古代先贤传下了多少的智慧结晶，大明王朝也是人才辈出……只是可惜的是，这些人才，都是直奔八股、科举而去，成千上万的秀才举人心无旁骛，非进士及第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这是“正统”观念，即便是皇帝陛下，也无法遽然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他所能做的，就是从一点一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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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皇帝陛下所授方略，参军何腾蛟辅佐蓟辽总督孙承宗，三日后催动大军出发。
五万名兵士、青壮、辅兵，以及数不清的粮草与军辎，在宁远城及附近的驻扎之地依次起行，出动之后那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条巨大的长龙。
出动之后不久，大军就分作了数股，分别奔向事先既定的位置。
这么大的声势，即便明军再怎么屏蔽蒙古人的斥候，也总有泄露行踪的时候。因此，明军从一开始，就干脆毫不掩饰自己的兵锋所向——建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