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哑铃，基层的县府一级实权较大，上层的中央实权较大，中央的省一级相对就教弱一些，而且帝国是很严格的职业官僚体制，绝大多数的公务员是专业技术人员出身，很多的行政实权都控制在这些人手中。中央部门对省的各职能厅拥有直接行政管理权，地方各省级正副厅长的任职是中央在控制的，而地方省长只有监管权。
所以在实际的权利上，帝国的一个内阁大臣通常要比省长厉害很多很多，源头上还是帝国宪法对权力的分配有关系，府这一级相对就要厉害很多，实际上就是省一级的很多权利都直接下放到府一级。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觉得帝国更像是秦代的那种郡县制，帝国之所以要这么做，很大原因就是要限制疆省、藏省、蒙古这些自治区的内部分裂运动，比如说各省的巡防总长、警察厅厅长的任命权都控制在中央，而本身的检察官任命权则在本省省长的手中。
所以说，像林献堂这种政治之路走到极限的地方政治大佬，他其实是非常想升到中央一级，哪怕是当一个环境保护总署的副总长，他都非常高兴。
他的级别就不一样了，他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央的那些政治大佬们一起对话，认识更多的顶层政客大佬，人脉是远远的不同级别。
林献堂这一刻是真的很高兴，高兴的言语都难以形容。
他毕竟还是那种旧时代留下了的老乡绅出身，这就迫不及待的起身深躬，连声谢恩，心里真是高兴合不拢嘴，因为他本来还挺害怕的，这个地震发生在台湾省，他一个处理不当就可能被皇帝免职。
宪法规定，皇帝不仅免职总理和内阁大臣，也有权免职各省官员。
宋彪皇帝也就是随口说一句，林献堂要当真，那就当真吧，他是肯定不在乎这点芝麻事，示意林献堂坐下来之后继续问道：“你在台湾当了十余年的省长，以你看来，台湾省可否算是好治理的地方？”
林献堂想了想，当即答道：“台湾本地民风淳淳，唯有资源贫瘠尔，所幸中央驰援，二十年间小有成绩，我任上十载，多有受捱，未有所成，实乃辜负本土乡宗厚望。”
宋彪皇帝听出他的言下之意，针锋相对的答道：“省长实权有所限制乃是我当年立国的本意，帝国海外省和边疆省极多，难免有人会幻想分裂之事。中国之治理在过去三十年间只有两个大方针，一是中央依法治国，二是地方尽量少占权，少管事。中央不能依法治国，地方拼命抢权夺利，中国就会像满清那样积弱混乱，此乃我和当初诸位先杰总结前朝利弊所得的结论。”
林献堂不敢再多话，谨慎的答道：“皇上圣明。”
宋彪皇帝并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喜欢咄咄逼人，也稍作思量才同林献堂继续问道：“关于本省要求自治的事，你有什么看法？”
林献堂已经隐隐感觉此番皇帝南巡实在是有些来者不善的意味，避重就轻的答道：“诸省都有自治之私心，无非自治者分税不同罢了。”
宋彪皇帝也不细致追究，和林献堂答道：“帝国之中坚乃是我汉族同胞弟兄，各省自治者，凡少数民族同胞人口达三成即可考虑设立自治省，以做扶持之姿态。台湾省要求自治是可以的，只要本地高山族裔同胞占三成即可。至于你们所谓的本省人，只要你们想办法证明自己不是汉人，那也可以给你们自治省的名额。”
林献堂大气都不敢喘。
这个人在短短曰治十五年时间里积累了很高的民族声望，经常和曰本人过不去，因为他是本地大宗望族，曰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他有汉人的气节，这是值得肯定，但是他有没有本省情节呢？
当然也是有的。
台湾在整个清朝时期和内地都保持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这就不像河南河北这种地方，十五年的曰治也给台湾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经历，包括曰本在台湾的间谍分裂活动也还是很猖獗，确实造成了一些比较坏的影响。
当然，这些都不是台湾要求本省自治的重要原因。
曰治时间，台湾本省的五大家族多多少少通过投靠曰本发展的非常快，中曰辛亥战争结束之后，在台湾省收复后的最初十几年间，五大家族立足本省还是发展的很不错，但是到了1930年之后，随着本土的各大财团开始全面介入台湾市场，特别是限田法案的颁布，以及福建人口的加快涌入，矛盾就开始逐渐涌现出来。
这个背后还是经济上的纠纷。
其实，越是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就越排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台湾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本省问题还远不像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么严峻，可要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话说曰本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曰本的洗脑教育至今还是留下了很多很坏的影响。
对台湾本省的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曾经被大陆抛弃过，后来曰本对他们还真的很不错，比清政斧强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隔阂。
宋彪只能说是稍作敲打，首先问题没有那么严峻和复杂，其次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的消化，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再坚持二十年，后面也就不会再有这种问题，因为这就是曰治那一代人的问题。
话说曰治十五年就给帝国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