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8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忆昔》一诗所描绘的社会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宝八年（749）时，官仓的粮食储存达到了粟米9600万石，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也是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督江、淮所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
隋唐重新完成统一之时，也正是气候转暖之际。但唐代中期开始气候又逐渐变冷，政治上则适时地出现了游牧民族出身的安禄山起兵叛乱，这使被周边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百余年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在气候极其干旱的时期爆发，经过十几年的战争，起义被平息下去，但却使统一的大唐帝国趋于瓦解，各地藩镇割据，根本不受中央节制，宛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统一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随后更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中原地区五十几年间竟五次改朝换代，皇帝也换了十几个，政治变动之快，真如走马灯一般，而其间的反目厮杀，简直更是无日不有。
唐末黄巢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蝗灾。《旧唐书·黄巢传》说，当时，“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地方政府对灾情熟视无睹，不仅不救灾，反而继续征税征徭，终于激发了黄巢起义。但是在开元三、四年，同样是在河南地区（也包括河北），同样是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由于救治得力，灭蝗及时，成效显著，“田有收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纪》）没有造成动乱。因此，从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两方面去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也许会更全面、更确切一些。
唐朝中后期，历史记录中的水旱灾害很多。位于关中的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城规模宏大，兴建宫殿、城池、皇陵、庙宇及官民住宅等各种建设所需原材料甚为繁多，而古代城市皆以木建筑为主，对附近的森林必然产生较大的破坏。另外，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唐长安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也较大，大量人口本身的生存需要—农耕区与城市区的扩大、薪炭的需求、住宅与家俱需求等，都会对城市周围地区森林资源、土壤资源、水资源造成破坏，其中又会以对植被资源的破坏最为严重。刚开始破坏时造成的后果还不明显，因为植被被破坏与造成相应的后果之间还有一个时间差。随着都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影响就会更明显地显现出来。植被的破坏，使植被水土保持的功能降低，土壤蓄水能力减小，水土流失加重。大雨到来时河流暴涨，否则就缺水乃至干涸，这会使发生旱灾与水涝灾害的危险性都增大。作为当时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的唐长安城，城市建设及人口压力对于城市周围地区带来的环境破坏是不容忽视的，这可能是导致唐代中后关中地区的旱灾、水涝极为频繁的重要原因。而蝗灾有与大旱、洪水相伴发生的特点，民谚所说:“大水之后，必闹蝗虫”、“先淹后旱，蚂蚱连片”“久旱必有蝗”，这些都是老百姓从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唐中后期蝗灾发生频率较高与当时水旱灾害发生频率高的记载是相吻合的，说明唐中后期确实是关中历史上水旱蝗灾较频繁的一个时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随着中华民族在黄河中下游的繁衍生息，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唐后期，黄河频繁泛滥，我们认为，这和唐前期在西北地区，黄河中上游大规模屯田有关。历来对屯田是给予肯定评价的，但对它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战争对黄河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以水代兵是古代常用的战法。五代后梁朱温父子为了阻止晋王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在不到三十年间，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堤防，造成山东、河南的大水灾，为害滋盛。
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来看，气候温暖湿润的汉唐时期，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以全国来说，就是北多南少。这是与当时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方的生产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