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号，就在陆军混成24旅团吵着嚷着要打江湾，跟海军较劲的时候。梁世驥开始指挥部队向日军侧翼展开了行动。从江湾派出了第7连向东面虹口方向的日军阵地进行威力搜索。
所谓的威力搜索，也就是武装侦察。上去小股部队探探敌情，掂量掂量敌人分量。碰到小股敌军就驱逐消灭，碰到大股敌军就撤回，纯粹是试探性质。
7连就是奉命向江湾东面的屈家桥方向进行威力搜索。
可没曾想，这一搜索，一不留神竟然是钢刀切豆腐一样，直接深入到屈家桥方向，接近了跑马场。当面之敌，竟然只是敌人的“便衣队”，也就是一帮日本侨民组成的杂牌临时工，根本没有发现正经的日本兵。
原来，这虹口方面的日军，总共也只有70人，根本顾不过来。
轻松得手后，连长骆名扬命令全连就地构筑工事，切实占领屈家桥。
屈家桥，并不是61师的防区，而是闸北方面60师的防区。
梁世驥虽然仅是一个团长，必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事素养极高，他并没有局限于防区的限制，他认为屈家桥地处交通要道，占领这个点，不仅有利于缩小和右翼60师的距离，便于联络，还可以对日军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要求第7连占领屈家桥，等待60师派队接防。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战场调整，可却达到了梁世驥的目的，让植松练磨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极度的担心。
因为虹口日本“黑租界”太空虚了。
虹口只有70名陆战队员，却要看守那么长的边界，经不起中**队任何大规模进攻。一旦被中国人冲进日侨密集的虹口“黑租界”，想想后果，植松练磨后背都要发凉。
植松练磨并不知道，其括蒋光鼎和蔡廷锴都根本就没打算再次攻进日本人的“黑租界”。19路军的青年军官们倒是很想一鼓作气杀进去。但是一到高层，不论是南京方面还是上海前线，都指望日本人知难而退，根本就没打算冲进去端日本人的老窝，怕战事扩大更不好收场。上次如果没有史明，也不会把盐泽幸一赶到军舰上。
于是，植松练磨迅速抽调兵力向屈家桥增援，甚至把吴淞方面的那一百多军舰水兵组成的临时陆战队都抽调过来。
日军的反应速度也非常迅速，7连的防御工事还没完成，日军的反击就开始了。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日军行动过于迅速，而是十九路军构筑工事的能力太差，他们平时在这方面的训练极少。
7连缺乏工事依托，甚至没有很有利的地形掩护。相反，日军陆战队进攻时却能获得虹口公园日军野炮的支援。而7连官兵还得不到友军的支援，因为屈家桥距离江湾镇有段距离，形成了一个狭长的突出部，而且还突出殊甚，附近阵地的友军火力难以钳制日军。而日军火力不但凶猛，而且单兵射击很准，尤其日军机枪的射击精确性很高。暴露在敌军火力网之下的第7连孤军奋战，顿时死伤惨重。
眼看情况危急，梁世驥赶紧命令第三营代理营长古煌带领第8连和机枪连赶去接应。进攻的日军其实本身也没有多少兵力，发现中**队赶到两个排就迅速后撤。但负责前线指挥的骆明扬没有及时抓住时机反击。失去了一次巩固阵地的绝好机会。
在日军援军到达和猛烈炮击轰炸的情况下，下午6点，梁世驥只好命令部队放弃屈家桥，撤回江湾镇。此战，一团75人，几乎损失了一个连。
这场前哨战，规模并不大，但是61师依然深为震动，因为这样一次小战斗就出现如此高的伤亡率是前所未有的。按照十九路军战后报告的说法，“此次损害，按连单位算，实为屡次战役所未有。”
这样的武装搜索，在江湾北面也在不断进行，接连几天，双方通过这样一连串搜索和反击，试探着对方，了解着对方。也通过这样的前哨战，双方逐步在上海北郊，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
而在这一连串小规模接触外，双方却一直没有大的战斗。一直延续到2月11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11日下午4点，一艘日本商船“长崎丸”经过吴淞口附近黄浦江，忽然遭到吴淞口岸上中**队的机枪射击。附近的日本夕张号驱逐开了几炮，回击。在日军驱逐舰开炮后，岸上的守军知道和日军大口径舰炮对抗讨不到什么好去，马上就停止了射击。
类似这样的冲突，差不多每天都有发生。不管是十九路军还是日本海军，甚至日本轮船，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可开枪射击的十九路军156旅的这个机枪手肯定没想到，他这次射击，却引发了一场风波，让沉寂多时的蕴藻浜迅速闹腾起来了。
因为有人为这件事忽然较起真来了。
这个人是谁？较真的正是日军混成第24旅团旅团长下野元弥。
下野元弥到上海都已经四天了，因为跟野村意见不一。下野元弥磨起了洋工，整个混成第24旅团都百无聊赖的在吴淞蕴藻浜南岸的张华浜地区灌西北风。静极思动，见闸北周边打得热闹，下野元弥有些呆不住了，很想活动活动手脚。
往哪里下手呢？往北直接攻吴淞，那是野村海军让他执行的命令，但被他拒绝了，现在自然不好意思直接再往那里打。而往南进攻江湾，这个建议倒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但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