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哥哥袁世敦因为开仓放粮闹得不欢而散，面色沉重，李经述过去也深受与哥哥李经方不和之苦，对袁世凯现在的处境感同身受，安慰袁世凯说：“在这大灾之年，你哥也是为了家人的口粮着想，不必责怪他。”
袁世凯叹了一口气，道：“俺这哥哥，心眼倒是不坏的，就是糊涂。在这大灾之年，囤积那么多粮食，不是惹火烧身吗？李公子不必管他，俺们即刻赶回开封府。”
袁世凯辞别家人，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马不停蹄护送李经述回开封。到了府衙，已是中午，河南巡抚李鹤年忧心忡忡来找李经述：“大人，出大事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带着一群洋传教士到开封赈灾，跟谢家福等一帮乡绅起了冲突，被扭送到府衙来了，涉及到洋教的事情，非同小可，下官不敢擅自作主，故来请示。”
李经述一听，这洋教士来救灾，好事呀，怎么会跟乡绅们闹起来了呢？连忙问，“李提摩太他们现在何处？”
李鹤年回答说：“谢家福等乡绅情绪激动，要求传教士们必须马上离开河南，否则就暴力驱赶洋教士，他们就有生命危险。李提摩太等人也很固执，执意不肯离开河南，我怕洋人们在外有危险，把他们暂时请到大牢里保护起来了。”
李经述一听，大吃一惊，道：“李大人，你把他们请到大牢里了？有这么保护的吗？这不是胡闹吗？洋教士好心来救灾，你却把他们关进大牢，这要传出去，洋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会酿成重大外交事故！此前已有太多教案，让家父焦头烂额了！”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一百多位乡绅闹得很凶，下官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李经述心想，满清闭关锁国两百年，乡绅地主和老百姓都被愚弄，以为洋人都是妖魔鬼怪，怪力乱神，非驱逐不可，但其实很多传教士还是很友善的，他们很多人信仰坚定，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对中国人还是怀有极大善意的，便说：“赶紧带本官去大牢里接他们出来，这样才能显出中国人的诚意。”
进到阴森灰暗的监牢里，李经述见到一百来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他们被关在一个充满臭味的大牢里，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链，于是顺便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多犯人？”
李鹤年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目无王法，到大户人家抢粮的农民，大灾之年，不得不严刑峻法维持治安。”
李经述摇摇头，对李鹤年说：“都放了吧。中国的农民最老实，不是活不下去了，不会干这种事。他们当中很多是为了家人活命才去抢粮。朝廷救灾不力，不能怪他们。一路上我们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了。”
李鹤年点点头，吩咐随行的狱卒照办，放了那些抢粮的农民。
李经述和袁世凯等一行人一直走到监牢最里面一间干净点的牢房，才见到李提摩太等洋教士。
李提摩太站在大牢里，并没穿牧师的黑袍，而是穿了一件儒生最常穿的灰色长袍，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假辫子，他胸前挂了一个银色十字架，双手放在胸前，正在祈祷，李经述抬手示意李鹤年等人停下脚步，安静下来，等李提摩太祈祷完了再进去。
李经述看到李提摩太身处监牢还在祈祷，明白了在晚清时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正靠信仰活着的。当时来华的洋教士中，很多是随列强的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但也有很多教士，怀着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上帝的使者，凭借其执着的精神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仁慈的善行来感化中国人，李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
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乡坤、老百姓，多受儒家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的文化影响，信佛教和道教的多，对基督教的教义，对这类真正的传教士难以理解，也不欢迎。比如基督教有一条教义，足以让中国人将所有传教士拒之门外：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中国的祖先崇拜毫无顾忌地抨击，认为这世上只能有耶稣一个“天父”，但中国人敬奉祖先，每到清明、七月半拜祭列祖列宗，是融入到每个人血液里的传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不可能被任何文化改变。数典忘祖就是不孝，会被所有中国人唾弃！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贫苦的农民，亲近教士，也只是想从教士那得到一些医药和物质救助。而一些地主乡绅的儒家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将洋教士视为“无君无父”的“魔鬼”，这种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是谢家福等乡绅跟李提摩太起了冲突的根本原因。
李经述进入大牢后，用英语自报身份后，跟李提摩太解释，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他们到大牢里，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还说自己完全能理解他们这些基督徒，“我的妻子，席慕兰一家都是基督徒。”
李提摩太对李经述这样的高官二代能娶信基督的女子为妻感到高兴，还见李经述还会说英语，大为惊讶，决定结交李经述这个朋友，道：“上帝会保佑中国人的。”
李经述对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表示感谢，两人一见如故，讲起灾情，李提摩太
用生硬的中国话给李经述提了一个建议：“你可请令尊上奏朝廷，把灾区的饥民迁往满洲，那里谷物便宜，价格只有河南的十分之一。”
李经述摇摇头，心想这李提摩太太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政治，满洲是满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