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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有个说法是渠道为王，掌握了发行渠道，能真正掌握市场。 王梓钧和邹文怀想要凭空进入日本电影发行界，是非常困难的，至少不会那么轻松地拿到发行权。 那么，就只能与日本当地的电影发行公司合作，或者干脆是出钱收购以目前日本电影界的情况来看，收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电影这些年的情况。 日本电影在战后初期发展缓慢，但进入50年代后开始飞跃，大片场兴旺繁荣、独立制片也一度活跃兴起，并渐渐走出日本实现国际化。直到1960年的时候，日本电影年产量达到了547部的顶峰。 但从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电影却因为电视的冲击不断衰落。1960年以后，日本电影情况急转直下，整个电影事业处于动荡、混乱和低落状态。原来的六个大公司中，东宝和大映两家公司分别于1961年及1971年倒闭，产量大为缩小，转为经营发行、经营影院或扩大其它附带事业。
原来日本电影的生产、发行、上映都掌握在大公司手里，但到了70年代，这种情况慢慢地不复存在。特别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电影的片厂体系面临着全线崩溃，大片厂垄断影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一些非电影企业虎视眈眈，伺机蚕食电影市场。 1970年到1980年，正是日本电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却也是日入日本电影市场的好时期。再过几年，也就是80年代以后，经过一系列探索，日本电影人开始整合电影、电视、出版等资源，日本电影就会全面复苏，那个时候进军日本已经晚了。 事实上，再过几个月，角川映画就会成立，并在其后发展出“角川商法”，将出版与电影联系起来，取得了一大突破，为日本电影复苏开了一个好头。
王梓钧与邹文怀在年前的时候，就并购了一家叫做高桥电影株式会社的公司。高桥电影株式会社成立于5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日本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创始人高桥三郎原本是个独立导演，在赚了几桶金后，便自组了一家电影公司。 那个时候的日本电影人很幸福，就像几年前的华人导演一样，拍一部赚一部，高桥三郎的公司越做越大，逐渐进入发行领域，并在关东地区建立起一条规模不错的院线。 可是到了60年代中期，高桥电影公司开始走下坡路了，连续的票房惨败让它不堪承受，撑到1972年终于宣布其片场倒闭，只留下了发行与院线业务。 又撑了三年多，由于日本电影业的整体下滑，高桥三郎的发行公司与电影院也渐渐不支，四处找人脱手。 可非电影行业的企业投资电影，要到70年代末的时候大规模兴起，因为他们都是在看到了角川映画（角川映画是以出版商的身份进军电影行业，角川商法成功后大赚其财）的甜头，想去分一杯羹。此时此刻，除了极具市场前瞻眼光，敢吃螃蟹的人外，是没人愿意接手必定亏本的电影公司的。
邵逸夫之所以不掺和进王梓钧与邹文怀的计划当中，其中除了保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邵逸夫对日本电影市场当前的情况非常了解——人家日本自己的电影都扑街，你华语电影进入能讨得了好？ 王梓钧不信邪，邹文怀也是个敢闯的人，两人派出助手在日本逛了一圈后，便看上了高桥电影株式会社。以每人付出25万美元，并承担原高桥公司一亿日元债务的价格，收购高桥电影公司90的股份。（日元汇率七十年代波动很大，三次升值、两次贬值，此时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大概是250：1左右，一亿日元大概相当于1520万台币）。 也就是说，两人总共花了100万美元，买下了一间规模中等的发行公司和31家电影院的九成股份。若非是需要一个人继续运作公司，王梓钧和邹文怀会百分之百的买下来。 这看起来是占的大便宜，其实不然，若两人不做出什么改革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和电影院，不但不能赚钱，反而每天都在亏本。
事实上，这些年在日本，像高桥电影株式会社这样的公司，倒闭了不知道多少。要知道五十年代的日本电影公司多如牛毛，但能撑到八十年代日本电影复兴的又有几家？ 高桥三郎今年53岁了，导演出身的他当年可是风光无限，如今虽然保留了公司一成的股份，不过也沦为王梓钧和邹文怀的打工者。 说起来，高桥还是幸运的，至少他出售公司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拿到了50万美元。 两位华人老板的投资，让高桥三郎很是感激，特别是还给他保留了公司一成股份。对于公司的感情，高桥三郎比任何人都要深，简直就是在当做亲生儿在对待。这几年逐年亏本的情况下，许多股东都想要宣布破产，但对公司还抱有希望的高桥却不肯认输。为此他不惜将自己的房产、豪车，以及其他产业变卖、抵押，买下合伙人手中的股份并向银行带继续强撑着，现在他的生活都要靠女接济。 高桥三郎现在很忙碌，也很忐忑，《餐车》的日语对白已经配好音，他正按照王梓钧的指示，忙着后一轮的宣传。
也不知道，这部华语电影能不能在电影市场低迷的日本取得好的票房。 这些日，高桥三郎亲自负责联系着联系其他院线，刚开始的时候，那些电影院听说是华语电影，直接就拒绝了。直到高桥说是王梓钧的导演，有一些陆续同意，随着宣传的逐渐扩大，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