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刘行这番话说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刘行跟朱漆脸赌钱，不是真的单纯想要消遣，而是欲擒故众、玩了一次计谋。
先让朱漆脸赢、一直赢，当他赢到几乎可以一把将刘行手中的金银全都赢光时，刘行再来上致命一击、直接反手将朱漆脸手上的钱全都赢过去，将他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当朱漆脸将身子趴在赌台上时，一个赌徒、每一个经常出入赌场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赌徒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以身抵债。
可是在当今北朝这个天下是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买卖人口的，只要买卖人口那就是犯罪。在这一点上，刘行首先让众人看到了赌场这行当。即便没有主观去触犯律法，却在客观上造就出很多必然出现违法之事的原由。
而更为重要的是，刘行最后你这样一揭开这场赌博游戏的结果时，直接变成了警告。
天策卫也好、武英阁也罢，都是刘行的心腹所在。
如果这两个有司里，日后有人因为赌场里赌输了、欠下举债，要去以身质押。那丢的是刘行的脸，损的是刘行的威。
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了那种情况，谁也不敢保证负债之人仍然能坚守誓言、对刘行保持绝对的忠诚。
所以天策卫、武英阁，从此以后不允许任何人进赌场，刘行直接便当场立下了这个规矩来。
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都明白刘行真实用意后，刘行却环顾四周看了看后，将站在一旁、刚刚赶来的雷震叫道了面前。
“我说，你记。”
依然是习惯性的开场，当雷震拿出笔、做好记录准备时，刘行说了一套令在场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新规矩来。
赌博这个勾当，越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往往越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地方。
刘行清晰地记得，在前世里出于好奇。曾查询过一些相关地资料。原来早在几千年以前，西域的波斯、南面的天竺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
而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就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到了周朝则流行斗鸡博戏。
据记载周宣王非常喜好斗鸡。对养鸡斗鸡颇为精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赌博活动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流行开来。
同样也在那个时代里，大梁一姓虞的富豪不但自己嗜好博戏。而且每日在家临街的楼上开设博局招赌，四方赌徒闻风而来。
《史记》中也记载有齐国的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虽然那个时期博戏种类巳趋多样化，斗鸡、走犬(跑狗)、六博、奕棋、投壶竞相出现。
到了大宋朝，在那些传统的赌博方式之上，还多出了许多中赌博方法。然而无论哪种方法，其必然都是到了最后庄家赢得多、闲家赢得少。且欺诈性往往多余真正公平博彩。
深知这赌博实际上也是一种另类的传统，刘行也明白自己无法彻底根除这种从几千年前、春秋时代就已经沿袭下来的恶习性传统。
既然根除不可能，那最佳的办法就是将一规范化。使本是坏处多的事情，尽量变得好处一些。
怎么让赌博变成好处多一些的事呢？刘行想到了后世里见闻到的一些模式，所以开口时直接说出了“赌业专营法”。
只有用一套全面、完善的律法加以规范和约束，将赌博中最大收益从黑心赌坊主变作社稷与朝廷，再以其利还诸民间才是最好的办法。
而这“赌业专营法”，怎样去规范赌博呢？
其一，所有赌场日后想开张，必须经由当地至少县衙以上、七品衙门审批。而且不能只是一个衙门去审批。县衙、巡防处、咨议会负责的只是初审。
想要得到专营许可，过了七品官秩的关、还得经过州府四品衙门的二审，然后才能有布政使司、巡防使司三审后，报由巡抚亲准才可以颁以专营许可。
如此一来。想开赌场的人都必须早早地在巡抚那里挂上了号。敢为非作歹、敢如过去那样利用赌场来做违法勾当，刘行坚信自己任命的巡抚们随时都会让那些人脑袋搬家。
其二，赌场行当进行规范化、限额化。一个县城，只许有一家斗鸡场、一家跑狗场和一家综合了其他非qín_shòu做赌具的赌场。
无论是斗鸡、跑狗的qín_shòu，还是综合性赌场中的赌具，只能由州府的巡防司统一制作、统一发放。并且赌具上全都要明确地有官印、官章或验印。
任何人私造赌具、或者随意再去抓来一些鸡呀、狗呀的就去开赌，那就是违法、抓到以后轻则罚个倾家荡产、重则直接扔到教化营去充边。
为了防止有人拿到官派赌具后再去搞鬼，这些赌具每个月定期要送到巡防司和相关各级衙门接受复查一次，以确保未被造假或改变结构。同时，除常规月查之外，相关负责衙门有权随时进入赌场抽查赌具。
其三，既然有人审批，就可能出现腐败。为了防止有人在赌业专营中搞腐败，刘行确定出了一套异地审批、第三地复核的办法来。
怎么异地审批呢？譬如汴京城里一个人想开间赌坊，好、去报批的时候初接是开封府的巡防处。但是真正进行初审的，可能随意一抽签、就是京城附近那几个县城的官吏去做了。这样一来，谁都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