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的佃农越多，自耕农的要负担的苛捐杂税也就越沉重，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的弃田出逃。又因为本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尤其是甘陕、河南、山西等北方省份尤其严重。
王崇古的防区主要在甘陕，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流民现象最为严重。
其实最近这些年，随着鄂尔多斯部的式微，大明的边防压力东移，主要集中在宣大和蓟辽一代，而西三边的主要任务，也从原先的抵御蒙古入侵，转移到了扑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以这次复套作战，王崇古在挤出四万精兵之后，已经不能多调任何兵马出关了，否则境内就要天下大乱。
如何解决流民问题，是关系到王朝存续的重大课题，到目前为止，包括高拱和张居正这样卓越的改革家，也只是把目光放在打击土地兼并上。但沈默知道，这样或者一时可以靠着强权取得突破，但严重损害官绅集团利益的结果，就是人亡政息，甚至人还不亡，政就先息了。
受到时代的局限，高拱张居正们无法解开这个死结，但沈默有着超越时代的知识，他知道还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在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条件下，来解决流民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开辟一个或几个国内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并能冲进国际市场的工业部门，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的、人均产值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值大幅度提高的工业部门，完成国民收入由递减向递增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权贵地主将向产业资本家转化，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之路。
这让一直苦于无法破局的王崇古，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不由兴致勃勃道：“看来工商业还是很重要的嘛。”
“但大明需要的，不是交换的价值，而是提高生产的能力。”沈默想到这些年来，大明工商业发展的方向，不由苦笑道：“提升国家实力，甚于追求财富的道理，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呢？”说着摆下手道：“离题太远了，这个改天再说吧。”
“好。”王崇古点点头道：“大人说三管齐下，武力算一个、羊毛算一个，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宗教。”沈默目光幽深道：“我要让宗教代替战争，成为蒙古贵族维系统治的工具，这也是今天我为何跟诺颜达拉说那么多的原因。”
“宗教。”王崇古轻声道：“哪一个门派？”
“喇嘛教。”沈默淡淡道。
“哦，原来是藏传佛教。”王崇古对此不陌生，此教源于藏省，在青海番人中受众颇广，大有兴旺发达之意。和佛教的作用类似，这个教派宣传的是四谛五明，六道轮回，讲究的是‘修来世’，所以贵族的特权是前世修行的‘善报’，而劳苦大众之所以受苦受罪，是因为前世造孽的‘恶报’，可以使信徒安于现状，自然利于贵族统治。
“可是蒙古人不是信萨满教吗？”王崇古问道：“信仰这东西，难道能轻易替换吗？”
“别的宗教不能，但萨满教可以，因为它都算不上一门宗教。不是某个人创立，而是伴随原始部落的产生而产生的，崇拜对象极为广泛，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皆可成为其信仰。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有宗教组织，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更没有教义。其完全靠本部落的巫师口传身受、世代嬗递，可以说，其宗教力量极为薄弱。而且因为部落间崇拜的偶像各不相同，非但没有凝聚力，反而还会导致无休止的内乱。”沈默对王崇古解释道：“萨满教没有的，藏传佛教都有，根本不是后者的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喇嘛教在藏地的成功经验表明，他们确实可以化去少数民族的戾气，使他们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想想还真是，从宋朝开始，吐蕃人就然不再与中原为敌，反而还主动朝贡，本朝更是如此，”王崇古点头道：“战斗力也确实下降的够呛，青海几十万藏民，被卜孩儿的千余瓦剌残兵败将欺负的死死的，难道这真与喇嘛教有关吗？”
“当然没那么绝对，但确实关系很大。我琢磨着，原因大体有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额，喇嘛教宣传只求来世，使信徒逆来顺受，其暴戾之气也在烧香念佛被消磨殆尽。二来，他们的僧人遵循‘二不戒律’，一不参加生产劳动；二不娶妻生子。这对人口本就稀薄的蕃族来说，意味着人口与战斗力的下降。第三，就是政教合一之后，藏人已经没有了必须战斗的理由，长期不战必会忘战，被蒙古人起复也是应当。”沈默把碗中的酒水饮尽道：“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使原先四处游荡不定的牧民，吸引至比较固定的区域。因为萨满教祭拜山石、树木、湖泊……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宗教仪式，但改信喇嘛教后就必须有寺院才行。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如此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经年曰久，成吉思汗的桀骜子孙，终将成为我大明之顺民也！”最后，王崇古心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