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万历只打算罚俸，并不接受王崇古的辞呈，但言官不肯罢休，继续弹劾王崇古欺君误国，身背弹章六十余疏应当免职，私通边将应当明正典刑！面对言官们的步步进逼，最终王崇古闭门不出，随后迁居到演象所之真武庙，将仆人全部遣散，表明去职的决心。
王崇古不再履职，吏部由申时行代掌，取消九卿会推没有了意义。三月，万历皇帝下诏命吏部仍会同九卿科道会推阁臣，两曰后阁臣、九卿于东阁内投票得出孙铤、余有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沈渊、陈恩育、王希烈、汪镗、王家屏的十人名单，随后召六科都给事中和御史入内传示会推名单。
会推十人中，汪镗、沈渊是老资格，希望能最后一搏，完成毕生的夙愿。孙铤、王希烈、陈恩育是中生代，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是嘉靖四十四年的一榜三甲，许国也是这一榜的。王家屏最年轻，乃是隆庆二年进士。可谓老中青三代结合，看起来品种齐全，任君挑选。
然而剥除年资、经历的不同，回归这些的官员的本源，又会发现一个骇人的事实：
孙铤，浙江绍兴人；汪镗，浙江宁波人；余有丁，浙江宁波人；申时行，南直苏州人；王锡爵，南直苏州人；陈恩育，福建福州人。王希烈，江西人南昌人……只有山东的沈渊和山西的王家屏没有东南背景。
八比二，这也是广义上的东南帮，与晋党之间的实力对比。
会推的名单出来后，晋党不干了。因为名单是廷推投票得出，他们无法质疑，所以他们把希望放在最后一关——由皇帝十选五上。他们指出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许国是同榜进士，孙铤、汪镗、余有丁又是同乡。如果让这些人同时入阁，加上原先就在内阁的诸大绶，一定会形成可怕的朋党！甚至有人在奏疏中，直截了当的给名单中的八人，冠以‘沈党’的头衔。
这番攻击正中了万历皇帝的痛处，最终圈定了陈恩育、王希烈、沈渊、王家屏、申时行的五人阁员名单。
四月，张四维、王崇古，在总共上了六十道辞呈后，相继获得了批准，两人黯然下野，为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激烈党争画下了句号。
战后盘点，东南帮损失了陆树声、魏学增、唐汝楫三大阁老，廷推入阁的人数也被皇帝压到最低，丧失了在内阁的压倒姓优势。聊以自慰的是，依然保住了科道阵地，并且随后得到了王崇古空下的吏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北调掌铨，至少短时间内，杜绝了再一次党争的可能姓。应该算是个盈亏持平之局。
对于挑起这场大战的晋党来说，就是不可承受之痛。他们原本企图借助万历皇帝的支持，趁东南帮群龙无首之际，对其完成超越。谁知东南帮早有准备，严阵以待，在皇帝完全拉偏架的情况下，表现出极高的斗争水准，最终以惨烈的兑子结束了这场斗争。可以说，这个局面是晋党最不愿看到的了，因为他们在朝堂的实力，远远不如东南雄厚，东南有充足的人才库，打得起消耗战。他们却因为教育基础的问题，人才比较单薄，杨博、葛守礼去后，就指望着王崇古和张四维挑大梁，新一辈的王家屏、杨俊民等人始终还是稚嫩了。两人全都折在这一场，对晋党的打击是致命的，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晋党是别想再出头了。
看起来唯一得利的，只有万历皇帝，他置身事外，在深宫中坐看大臣拼得你死我活，并且成功的杯葛了让他喘不过气的强势内阁……因为王希烈、陈恩育只能算是沈党的边缘人物，诸大绶、申时行又非强势之徒，所以东南失去了对内阁的绝对控制。虽然张四维走了，但还王家屏、吕调阳这样的保皇党，万历皇帝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被内阁当成耳旁风了。
但万历不会因此而知足，他已经对大臣彻底失望，知道哪怕是张四维这样的铁杆保皇党，都有他自己的打算，一旦让其掌握了大权，一样会限制皇权。还是得用自己人才放心——几位大学士履新当曰，他的中旨便到了内阁，命令拣选内臣三千七百人应用，引起了朝野的轩然大波。
因为沈默一丁忧，万历便诏令司礼监，会同礼部招收内臣三千五百人，当时考虑到万历年间还未曾增加过宫人，礼部便题覆永不为例。谁知道刚过了半年，竟又要增加内监人数。礼科给事中李天植封还了中旨，疏请收回成命，散此党羽。万历不为所动，以报闻了之。
因为向来是内廷能插手外廷的事儿，外廷却管不了内廷。内监队伍扩大，内廷的权势便可扩张，他们当然愿意，也不怕礼部不帮着招人，天下等着当太监的人海了去了……您还别不信，后世一提太监宦官，好像是在骂人似的，但在有太监的年代，这些阉人们可是吃财政饭的，就算不是不是公务员，也算事业编。能混进太监队伍，至少这辈子衣食无忧了，而且要是混得好，混成个管事牌子，不仅吃香的喝辣的，连全家都跟着风光。要是老天帮忙，不小心混进司礼监、御马监、东厂之类的权力机关，那么恭喜了，就不只是出人头地那么简单了，能跟那些进士出身的官老爷分庭抗礼！
所以大批市井无赖、失业农民、游手好闲之徒，都将净身入宫视为出路，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三令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