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道：“要对吐蕃出兵，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父皇当初可都未曾下定这个决心。东边尚有高句丽尚未消灭，西北也未完全在我大唐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力损耗过大，东西两边必将生出祸端，这会直接将我大唐推入万劫不复之地。因此朕不但不会追究，而且还会继续加强与吐蕃的来往，维持两国的关系，等消除这后顾之忧，再给吐蕃一点教训。”
原来他是将计就计，厉害呀，连我都骗过去了！韩艺心中冒出一丝惧意来，嘴上却道：“陛下圣明！”
“至于这商人条例么？”李治说到这里顿了顿，才道：“将这商人条例用于西北，的确是进一步加强了朝廷对于西北的统治，可若是用于中原的话，却是往后退了一步，尤其是你那一套税法，过于大胆，万一影响到中原地区，你可知道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吗？”
这自古以来，税收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那就是根本所在，你掌控不了税收，你就不能说你是皇帝，世上什么最难，就是让人将钱从口袋里面拿出来，放在你手里。
而韩艺的这一套税法，得看放在那里，放在西北那是加强统治，因为西北没有官府制度，只有大都护府，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只要你做了一点点事，那都是一种进步。
但是放在中原的话，那完全就是两回事了，因为中原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你这么一搞的话，等于极大的削弱了朝廷的权力，是谁说了算，这个先不说，光根据朝廷的基本开销来订税，这对于皇权而言，真是致命的，那么对于百姓而言肯定是非常有利的，因此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会接受的，西北各酋长愿意接受，那是因为税收不是给他们的，他们是交税的人，他们当然无所谓，但是李治可不同了，他可是收税的人。因此李治的犹豫其实不在于是商是农，反正草原上的百姓跟中原本就是完全不同，这没所谓的，但是你在西北搞，是可以的，但你凭什么认为不会影响到中原。
这才是李治的顾虑。
韩艺道：“回禀陛下，如果这个执行的非常好，的确会影响到中原，但却会给朝廷带来好处，而非坏处。”
李治一愣，道：“此话怎讲？”
韩艺道：“陛下，此税法看似限制了官府的权力，但其实是赋予了朝廷更多的权力。因为微臣这一套税法，是弹性非常大的，因地而变，因人而异，需要不断的调整。而这恰恰是均田制最为缺乏的，这能够很好的完善我朝的税法。”
李治听出那么一点意思了，“你继续说下去。”
“微臣遵命！”
韩艺继续说道：“任何朝代的灭亡，这贫富差距永远都是引火线，因为利益就这么多，富人占得先机，那么只会越来越富，穷人自然就会越来越穷，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在防止土地兼并。随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均田制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这穷人没啥土地，交不上税，而掌握着大量财富的富人却享受着朝廷的轻徭薄赋，这在无形中还会减少财政收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大唐越来越富裕，租庸调制度是需要改变的，因为如今与贞观时期，就已经大不相同，至少朝廷手中掌握的土地是越来越少，而地主掌握的土地是越来越多，那么多征富人的税，是势在必行的。如果能够让税收变得更加有弹性，随时根据国内的情况及时调整，平衡穷富，这样也能消除国内的矛盾。
不过，历朝历代但凡提出税改，都会引起非常大的纷争，因为天下百姓已经习惯了租庸调，要是朝廷突然增税的话，纵使是大政策的调整，是为了百姓着想，天下百姓都会感到不满的，尤其是那些富人，他们一定会唆使百姓闹事的。倘若这一套税法在西北取得了成功，并且对中原产生了影响，到时陛下可审时度势，完善租庸调，加强富人的税收，减低百姓的税收，这样一来，可以化解国内的矛盾，也可以充盈国库，更加能够体现陛下的权威。”
这么一说，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反而是增加朝廷的权力，而非是削弱，朝廷要增税，得有一个由头，皇帝也不能说增就增，可是当初设定租庸调制的时候，已经将这一点定为了基本国策，均田制是一脉相承传下来，要改变非常困难，有这么一套税法，可以增加变数，就给予朝廷操作的空间。
又听韩艺说道：“而陛下的担心，臣以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在西北制定税收多少的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那些酋长，这只是因为西北的牧民习惯于酋长制度，故此由酋长来定，但是随着官府的建立，官府会渐渐取得主导，就好像乡绅与官府的关系一样。中原可没有酋长制度，百姓习惯于服从官府，那么决定税收的当然还是朝廷，就算陛下将这权力施舍出去，那又应该由谁来定呢？贵族、官员、地主，这根本不可能，中原的税收，必须得由朝廷来决定，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胜任。”
这凡事都有两面的，就看如何取舍。
李治说得对，韩艺也说得对。韩艺的这一套虽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府的权力，但是它的弹性比较大，可以根据国情不停的改变，而如今的均田制，税收弹性就比较小，等于就已经定死了，但是均田制能否长久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长安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制造业正在兴起，那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