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普鲁东的契约经济合作的社会主义，不算这种计划经济体系，是普鲁东的无政府社会主义。
张崧年回答完了袁三女权的问题，就回到红党历史当中来。
他说：“早期红党的创立，是张泰来作为翻译，带着共产国际的人找大钊和陈独秀先生商量。后来陈独秀先生到南方，我就帮助协调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实际上比较客观些，由于是用社会党和共-产党这个名词，是大钊先生比较坚定的确定用共-产党这个名称。大钊先生是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者，陈独秀是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但独秀先生名气更大些，弟子也更多，南北都有。”
张崧年继续说：“这样就有了北京的小组，主要是一李三张，还有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上海的是李汉俊和俞秀松等人，广州是谭平山兄弟和陈公博。至于后来进来的一些人，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到法国去了。在巴黎我介绍了伍豪和朱德入党。伍豪是刘清扬在觉悟社的小兄弟。我和陈独秀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一般不驳回我发展的成员。”
强霖总算明白张申府和后续红党三要人：朱、毛、周的纠葛。
张崧年说：“后来四大会议上，我就与张泰来、瞿秋白等人吵起来了。恺荫没有参加那个会。我是不赞成与国民党合并的，但是他们都认为是必要的手段。瞿秋白还举例子说，在广州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印共-产党公章，在北京就不行。完全堕落成了一个权力争夺的谋略集团，不是一个社会理想大聚会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ap_）,《重生的红小鬼》随时随地轻松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