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听了指导员的话，更加害怕。
他嘟嘟囔囔地说：“我这也是为了公家，我也没把钱掖我自己腰里呀！凭啥枪毙我呀！”
他一边说，还一边看着沈擒龙。
刘大年他们小队，杨益民小队，整个李骥的中队，都是沈擒龙的嫡系人马，沈擒龙要办一些机密的事情，比如隐藏的重要的物资，都是交给这些自己的铁杆亲信使用。
这时刘大年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心想，我可是听了你的命令，也是为了公家，我让人家枪毙了，也太冤枉了！
这时所有的侦察员都围拢过来，有的人傻眼了，刚刚到手的新自行车，连车把都没有握热乎，就要没了。
既然这些自行车不是正常渠道来的，是偷来的，骗来的，那得给人家还回去。
以后再要看见这么高级的东西，就没机会了。
有的侦察员，就是那些刘大年小队的人，李骥中队的人，其他的老兵，都给刘大年求情。
孙光明说：“这么严重地违反纪律的事情，那是肯定不行了。问题太严重了，咱们八路军那允许贪污呢？这还是这么大的数额！”
指导员说：“另外还得加上一条，使用鬼子制造的伪钞。这条更要命，这是汉奸行为，不是咱们部队能管得了的，要交到上边。”
所有人都傻眼了，现在就是皇帝老子也救不了捅这么大娄子的人的命。
整风时候，有人偷了5块钱，已经给打成特务，关了几个月，把认识的人都牵连成了特务，要不是整风停止，这些人还放不出来。
现在可好，刘大年一家伙，就是几万块伪钞？
我的妈，这下算完蛋了，连神仙都不灵了。
孙光明也不愿意就这么看着刘大年让人家枪毙，他满地乱转着说：“老沈，这都是你闹的，你老是截留物资，现在可好，他们都学样儿了，自己就用起伪钞来了。
这可怎么办，司令员也救不了他呀！”
沈擒龙说：“孙光明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现在咱们侦察大队留下一些物资，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这是现在形势的需要，这是中央的精神。
咱们是接受了正式的命令才留下咱们需要的物资的，咱们留下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跟咱们执行任务没有关系的。
这些枪支弹药，都是咱们行动时候要用到的，这些烟酒，也是要化装成汉奸时候收买鬼子汉奸时候用的。
你每天都在咱们的部队里边，对咱们的行动方式完全了解，怎么能还这么胡说呢？
现在可不是我当中队长时候提建议的时候，现在是我代表司令部，执行中央的精神的时候。你不是很自觉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吗？怎么，现在你对中央的命令有意见？”
孙光明回头一想，觉得沈擒龙说得完全正确。
沈擒龙现在不是私自截留物资，他留下一些东西，都是科长允许的，现在沈擒龙在侦察大队行动之后把一些东西留下，都是要进行正式统计，报告给侦察科的。
到了这个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各个部队各自为战，极力发展的时期。
因为让鬼子整得实在太惨，由上级统一安排，已经无法保证部队的生存，于是，上级就让各个部队自己想办法，能有什么高招就用什么高招，不必向上级逐件小事都报告了。
这里边有点现在说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意思。
那些有独立的战区，能够单独做决定的部队，比如什么师，什么团，尤其是那些独立团什么的，就是上级派出去的封疆大吏。
这些根据地能捞多少东西，弄到的这些物资怎么使用，完全都是自己说了算。
孙光明多年的组织纪律性，认为那些部队和政府机关的那些行为都是不对的，是没有革命纪律的表现。
但是，现在的大形势就是如此，他也只能私下这么想想，不能反对人家。
而且，沈擒龙在侦察大队这么干之后，侦察大队的行动能力，为司令部所提供的情报，对打击鬼子所形成的巨大战斗力，孙光明也是亲身体验到了的。
但是，人的观念通常不会因为什么事实的对错和外部真实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人的观念总会在各种适当的条件下，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地表现出来。
人总是希望能够把世界拉回到自己习惯的、旧的轨道上去。
孙光明总是不自觉地会对沈擒龙的决定做出反对的表示，经常会用平级甚至是对待下级的方式对待沈擒龙。
孙光明暗地里确实会经常对沈擒龙从一个自己的平级、比自己还要小好几岁的干部迅速晋升，成为了自己的上级感到不满。
在这一点上，孙光明第一次开始感到上级也会有错误。
这就难怪，列宁不止一次嘲弄过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多次说过，应该送50岁以上的革命者去见老祖宗。
他的思想是：每一代革命者在一定阶段都会成为进一步发展他们为之奋斗的思想的障碍。
1937年2月中旬，当上中央书记的年轻工程师马林科夫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中说：在州委书记当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占70％；
在区委书记当中，这一比例达80％。
就是说，当时苏联所有的干部都是不太懂技术和经济的职业革命家。
工业化进程证明，他们太不在行了。
除此之外，在掌权的20年间，他们老化得厉害，被家庭、亲属、情人包围着。
此外，更让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