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的粮价其实倒是还好，因为大洋的购买力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的。我们先说说大洋，大洋不是指一种银元，而是四种，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和“鹰洋”这四种银元，可以在种种货币中脱颖而出，可以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认可，而且不管后来纸币发行量有多大，它们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至始至终都被买家和卖家所欢迎。
所以在民国，这四种银元被亲切地称作“大洋”。
大洋的种类有别，造型各异，但是重量都在0.72两（晚清的两，每两37克）左右，含银量都在0.65两左右，所以购买力也大体一致，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拿一枚“袁大头”去买东西，跟用一枚“龙洋”或者一枚“鹰洋”所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区别。
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大洋能买大概五十斤左右的米，虽然因为各地物价不一样，甚至因为产粮和不产粮的地方因为运输的原因，价格几乎差了一倍，可是好歹也算是能让人不至于吃不到米。
就是穷人吃不起米，在这个年代，还有些别的粗粮可以吃，比如土豆，比如红薯，甚至是一些陈米，米糠。很多看多了呢或许会问，这红薯，土豆这样的大杀器都出来了，怎么可能还有吃不饱的？大家是不知道啊，这东西是，这会儿是有了，只是在这个年代这东西因为传统观念，或者是种植不当等原因，一直都没有被当成了主粮，再加上我们说的所谓的亩产过千斤什么的，这多半是现代社会的产量，那个时候呢？种子没有被改良，肥料跟不上，你能指望一下出这么多？这才是做梦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这明明能成为救济饥民的好东西才一直蒙尘，才会被消息闭塞的人们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不是一心将这个当成果腹的主食。
听着这个大掌柜这样详细的说过之后，别人会怎么样，王大宝不清楚，可是他心里却已经有了好些的年头不断的在转了，土豆，红薯，他都能从现代带种子过来对不对？要是他带来了，然后买了地开始种植了，只要产量上去了，还怕没有人跟着种？事关吃饱肚子的问题，想来没有人会不上心吧，而有了这些东西他就可以撺掇着那些留学生中家境好的人家开厂，开一个加工厂，什么面粉厂之类的太老套了，直接上一个粉条厂，将这两样东西都做成粉条，然后开始低价倾销，如此一来，即便是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吃饭问题，好歹也能让更多的人多吃几口饱饭对不对？
杂交水稻这个是不能出来的，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一来这东西只能种一次，没法子结种子，如此一来，下一次要种还要重新买种子，在这个官府机构不够完善，社会相对混乱的时代，放出这个大杀器，这很可能就会成某些人牟利的手段，到最后吃亏的，受苦的还是那些最穷苦的农民，所以他情愿不带来。
至于别的到时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高产的玉米，什么特大号的南瓜，只要是能吃的，能增产的，他感觉自己都能带种子过来，即使一开始不能带很多，只要每次一点，想必也能让自己所在地方的周边土地产出高上一截。
有了这么一个地方，以后再慢慢的扩展影响，一点点的吧这些高产的作物推广开来，只要能坚持，想来十年之后，这国家的吃饭问题就能好很多了，粮价也能进一步的下降，让更多的人能吃饱饭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口问题可不是现代社会，庞大的让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头疼的那个数字，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的，甚至因为医疗，战乱，饥饿等原因，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口比例，老人不过是占了大约7，可劳动人口却占了大半。
有一个词大家都听过，那就是四万万同胞，哪怕是抗战神剧里头也喊得一模一样，其实这就是当时的人口大概数字，只有少的，没有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这样的，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人口的确是突破四亿。可是大家别忘了，清末的农民起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那时候战乱可不小，不算打仗的，就是被无辜拖进漩涡的人口也不少，所以在这一时期，使人口出现衰减。
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公元1911年，人口约37767万。从这个数字就能知道上一个灾难死了大概多少人了吧，这么多年，人口居然都没能补齐，就可见战争的灾难性有多大了。
可是这所谓的清朝的人口数量应该包括今天越南，外蒙古以及俄罗斯地区远东及贝加尔湖地区等地的人口。是我大清的数字，而不是后来的，掰着手指头算算，越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法国人的教唆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虽然越南一直不服从管理，但历朝历代，一直没有改变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附属国地位，直到清朝末年。所以王大宝如今想要算计人口，这地方还真是没法子算进去了。
贝加尔湖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是1858年至1915年间，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的，面积约150多万平方。如此一来，这人口数字上，这几个地方也一样不能算了，这样算下来，这所谓的四万万那真是名不副实的很啊。
若是在算一下外蒙古，在二战后期，斯大林用蒙古独立，在雅尔塔会议上要挟美英，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付日军，最后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