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旭东的建议下，蒯姓小朋友丽丽的满月酒会在南海渔村举办，过程很圆满。要说遗憾，也有，两个重要客人因为不在深圳，没能前来，一个是妈妈程霞的闺蜜叶丽，一个是爸爸蒯新民的老板宋建华。
前牛顿厂同事，蒯新民请了李少林。且只请了他。
蒯新民因为块头大，眼露凶光，一身戾气，在牛顿厂没有朋友。如果他和李少林说得来，也是因为曾经有抱团取暖的经历――进厂初期，他们一同被看作饭桶废物，饱尝白眼和嘲弄。
蒯新民不知道，正是因为李少林的提议，我才把他清理出厂。他若知道，还会不会请他，是个疑问。当然，除了李少林，没人知道蒯新民是被清理出去的。
李少林坦然得很，不但自己来了，还把马丁和龙龙带来了。他们一家和我、程旭东、庄心如，以及程霞的几个同事同学坐在副桌上。主桌是老蒯一家，加他在南头村的几个邻居――上次多亏这几个邻居兼麻友，程霞才得以及时送到医院。
坐在一个桌上，我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星期天的事。马丁毫不为意，当着李少林的面，大大方方和我说话，问我在酒店睡得好不好。
程旭东在一旁接话：“嫂子，睡得好不好看眼睛，眼睛是睡眠的窗户。你看他，眼泡浮肿，眼圈漆黑，说明什么？说明昨天晚上不老实，折腾过火了。”
程霞的同学同事笑了。庄心如也笑了。
我说：“马丁，别听他瞎叨叨，我睡得挺好。”
庄心如说：“老板，你肯定没睡好，真要睡好了不会有熊猫眼。”
我的确没睡好，但原因不是折腾过火了，而是失眠。
和郑冬冬半年没见，此番见面澄清了误会，我内心洋溢着“大战三百回合”的激情和冲动，结果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草草了事，早早收兵。郑冬冬没有埋怨，只是说，老刘，到了这个年纪要爱惜身体，少喝酒，少熬夜；不要那么傻，见人就应酬；不要钱没赚到，身体先垮了。她说完就走了，没在酒店过夜。我则像歌中唱的那样，“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程旭东说：“以我对老大的了解，他一个人住酒店，肯定要干坏事。”
马丁说：“老刘不是那样的人。”
程旭东说：“人是会变的，以前不是，不代表现在不是。”
我说：“老二，你不造谣会死吗？”
程旭东说：“开个玩笑，看把你急得，做贼心虚是吧？”
我拿起桌上的红鸡蛋往他嘴里塞，他笑着逃掉了。等回来的时候，已经高了，脚步虚浮，眼神迷离。心情不好容易高，心情太好也容易高，程旭东今天是后一种。他总是先程霞之忧而忧，后程霞之乐而乐。我没见过这么好的哥哥。
他回来是跟我算账的：“老大，你还欠我1千块钱。”
我说：“我怎么不记得？”
他说：“那天在胖子烧烤，我俩打赌你记得不？”
我说：“记得，打平了嘛。”
他说：“对，打平了。打平了你很不高兴，趴那儿睡着了。记得不？”
我说：“记得，后来你和啤酒妹把我送到酒店。”
他说：“送回酒店以前，我帮你埋了单。”
我想了想，还真有这回事。说：“行，改天给你。”
他说：“不行，现在就给。”
他大爷的，这是高了吗？！我都忘了的事，他记这么清。醉汉难缠，我只好掏了1千给他。
程旭东搂住我说：“这钱不是白要，等会咱接着喝，我请客。”
我推开他：“我喝好了。”心说现在只是“举而不久”，再喝下去，成“挺而不举”就麻烦了。
他说：“我知道你没喝好，这桌上都是女的，你跟谁喝？”
我说：“我跟李少林喝了不少。”
他说：“李少林一家早走了，以为我不知道？”
宴会结束，程旭东非拉我和蒯新民接着喝。
我说：“新民要送老婆孩子回家，要喝咱俩喝，别拉人家。”
蒯新民说：“哥，我先把他们送回去，等会找你们。”
程旭东要去胖子烧烤，我怕他借着酒劲和啤酒妹调笑，让蒯新民看到不好，就拉他去了35区夜市。
35区离我以前找工作住的73区不远，那时，一条旧街，排列着小吃店、文具店、杂货店、五金店、理发廊、药店，我每天从街上过两遍，早上出发一遍，晚上回来一遍，对那些店的总体印象是半死不活，没有人气，店门口总贴着招租通告。
那家叫电白鸭粥的小吃店不管有没有生意，每晚固执地在店门口架上炒锅，摆开桌椅，一捱就是几年。几年下来，终于守得云开雾散。在它的影响下，文具店、杂货店、五金店、理发店、药店最终都变成大排档，变成仙桃黄鳝，常德米粉，盱眙小龙虾，紫金八刀汤。这条街也成了宝城最受欢迎的宵夜宝地之一。
在电白鸭粥街找到位，刚坐下，程旭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瓶盖，往桌上一拍：“来8瓶雪花。”
我跟过来点菜的伙计解释：“这是在别地儿中的‘再来一瓶’，可以换吗？”
伙计说：“没关系，我们这儿卖的就是雪花，我给你换。”
我一感动，要了好几个菜，沙姜白切鸡，豆芽炒海蜇，排骨焖苦瓜，胡椒鱼肚汤，还有一小锅粥。反正等会蒯新民要来，那家伙块头大，能吃，不会浪费。
程旭东开始掏心窝子：“老大，我今天真是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