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刚消停，孙建国又搞出一档事。
这天上午十点多，他给我打电话：“老三，快过来！”声音急促，不似平常腔调。
我有点烦躁，跟他说多少遍了，叫“老刘”，叫“刘老板”，叫啥都行，就是不能叫“老三”，他总改不了。
我说：“孙哥，啥事？”
他说：“你过来，当面说。”
我说：“厂里正忙，有事就在电话里说。”
他说：“我手机被人拿走了。”
孙建国的手机可不便宜，得5千多。我心说这下好了，看你还烧包不。
不知何时起，老家兴起一股奢靡攀比的风气，一个比一个穷，却一个比一个烧包。拿孙建国来说，工资1千多，就敢穿1千多的衣服，用5千多的手机――真不知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据他说，他们单位个个都这样。我呢，打工的时候月薪2万，用1千多的手机，穿的除了在观奇洋服买的那套西装，没有一件超过5百的；现在当了老板，撇开应酬，吃穿用和打工时差不多――可能还要差一些，因为忙，顾不上。
我说：“咋恁不小心？”
他说：“电缆也被人弄走两捆。”
我心说事大了，还以为就手机丢了呢。赶紧问：“大捆的还是小捆的，值多少钱？”
他说：“小捆的，3千多一捆，两捆7千多。”
我说：“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孙建国来之后，我对他很冷落。他的德行我清楚，不能太给脸。尽管很冷落，该交待的一样没落下，主要有三条：做事要上心；手脚要干净；防火防盗防“大哥”。
我说，第一，做事一定要上心。吴总是我朋友，你刚来人家就给你2千5工资，年底还有奖金，凭啥？凭我的面子。所以你帮他做事要比帮我做事更上心才行，这样我在吴总面前才有面子。
文联是清水衙门，孙建国在里面当办事员，每月只拿1千多，现在一到深圳，工资就翻番，别提有多高兴了，当下表态，老三，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让你在朋友面前有面子。
第二，账目要清楚，不能拿的钱一分不拿。
孙建国是有“前科”的，我怕他在这方面出问题。刚进文联那阵，收入锐减，孙建国这头请假，那头去给胡炳成帮忙。那时，胡炳成虽然和大姐离了婚，和我们家断了来往，但和孙建国还有话说。
干了半年，两人翻脸。胡炳成说孙建国手脚不干净，孙建国说胡炳成没事找事。两个连襟闹翻了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姐说，胡炳成这人真没意思，肉烂还不都烂在锅里，又没便宜外人。二姐说，大姐，你也别这么说，打死我都不信孙建国会动手脚！反正我没见着一分钱。
大姐的话太武断，没调查清楚，就宣判有罪。二姐则是逻辑有问题，因为没见着赃款，所以没有贪污。不管俩姐怎么说，单纯就这件事，如果非得在胡、孙中间选一个人信，我信胡炳成。
听我宣布完第二条，孙建国表情复杂，默默点了点头。
第三，门店生意，要防火防盗，还要防“大哥”――碰到有人敲诈或者收保护费，稳住他，不发生正面冲突，借机给吴总或者我打电话，由我们出面应对。
孙建国有点紧张，说，在深圳开门市还能碰上这事？我说，防火防盗比较重要，“大哥”应该没机会碰到，就是碰到也没关系，派出所所长是吴总的朋友。他这才放松下来。
我嘱咐孙建国就像嘱咐狗子过年，没想到他履新俩星期，还是出了事。暂时不知道肉是烂锅里了，还是便宜外人了――前者关乎人品，后者关乎水平。水平可以有高低，人品不能出问题。
我打定主意，这事如果是孙建国干的，我负责把损失追回来；如果追不回来，全部损失由我弥补，然后买张票让孙建国滚蛋。
经营部叫“勤达”，座落在在19区一条旺街上，门面挺大，上头还装了led显示屏，滚动显示着以下内容：“本部提供箱式变电站，承接配电房改造，承揽10kva输变电工程。。”看得出来，吴总下了血本。
孙建国在店门口等我。看到他垂头丧气自怨自艾的神情，我松了一口气，那种神情我刚有过，是装不出来的。可以断定，这事无关人品。
店里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叫吴兵，是吴总从乡下老家找来的亲戚。吴兵刚辍学，见人没话，一副怯生生的表情。孙建国把我拉到里间办公室，把门反锁上。
我严肃地说：“孙哥，到底咋回事，你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不能遗漏，更不能隐瞒。”
孙建国点点头，说：“早上九点多，开门没多久，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我心里一阵嘀咕：奇了怪了，怎么又是白色面包车！
男人自称姓王。老王进店后，左看右看，东问西问，对勤达的业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孙建国和他攀谈起来。老王说他在一家港资厂主管后勤，他们厂因为生产扩大，要进行变压器扩容，正在找承包商。
碰到这种事情，孙建国应该第一时间报告吴总，由吴总出面和客户商谈。但他立功心切，决定自己把这项生意谈下来。这俩星期，他看了不少电气方面的说明书，也了解了一些电气安装方面的程序，自认是半个专家。
两人越谈越投机。老王说，这样吧，孙总，咱们去旁边的酒店喝早茶，边吃边谈。孙建国欣然同意，跟吴兵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