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隐隐感到郑朗与贾昌朝有此不合，解围道：……朕也不知，你说来听听。”
“契丹人在军事上多耻笑我朝懦弱，然见我朝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饩醪，炙脍甘珍，衣服器皿，薰泽光鲜，皆慕之，纷学华风。甚至互相竞夸，包括契丹皇帝本人亦是如此，信仰释老，学习儒家典籍，以中囘国自居。这种情况刺激了他们奢侈消费，于是需要更多金银。然他们与我朝商榷数量巨大，许多银子反而流通回了我朝。不仅是我朝给他们的岁币，连同他们国内的部分产银，也随之流入我朝，这才是庆历二年契丹禁止毡银与我朝商榷的原因所在。宋祁说此困中囘国计也。非也，倒不是刻意针对我朝的，而是大量银子回流到我朝后，他们国内缺少货币，不得不如此。”
“那与铁钱有什么关系？”
“在契丹先帝圣宗时代，我朝与契丹商榷，数量不大，先前又多得我朝铜钱，货币用量足，虽契丹铸造数种货币，最多者是重熙通宝，一直未投入到市场上。后来两国修好，我朝许多商品流入契丹，铜钱不足，于是将这些钱投放出来，依是不足。我朝于河东铸铁钱，获利巨大，契丹人看到机会，在边境亦仿照我朝铁器铸成大批铁钱，因为兑价比我朝的低，让走私商人挟带入境。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铁钱一半几乎是契丹铸造的。虽用铁钱，看似朝廷获得一部分利，可是使民间纷忧不断，利弊参半，弊为多。结果契丹却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臣以为计，将市面上流通的铁钱立即收回销毁。否则必其契丹之害。”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后来者只看到战争，却不知道这几个国家发生多起看不到硝烟的战争，特别是货币战争。
宋朝一直做得不是很好无论与契丹或与金朝，都输掉了这场争斗。
若说货币，几个国家货币皆不足。后世有人用清朝多尖银子相比较，这是不对的清朝一两银子购买力远不及宋朝。
因为贵，不可小用，也就是买零碎的商品时，金银很难派上用场。但用途很多，不仅是用来制作器皿首饰，还便于贿赂、赠馈、布施、赔偿、赎身、借贷，在商业上又有远动、路资、物价支给、物价表示、凭费、蓄藏、大宗交易等用途，也可以作为赋税交纳、专卖收入、上供、进献、军费、赏赐、与国家一般用费。
虽不可“小用”金银已经在大龘规模的使用产量在增加一直供不应求，于是价一直在上扬，许多大户人家便将金银珍藏起来，导致金银越发缺少，价上扬更快，直到平安监出现，价格才勉强稳住。
作为货币本身，铜钱还是主流。
因为钱不足许多时候依然用绢代替货币交易，或者以物易物。所以后人一直无法准确统计宋朝收入，有人说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一亿八千万要有人说一亿六千万贯，便在于此。
即便现在让郑朗统计，也无法有准确数字，有铜钱，有绢，有粮，有草，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银锡铁铅，炭木料石玉，各种果蔬，文房四宝，各地特产，这也是宋朝的官方收不、。
平安监出来，稍稍缓解，但大部分金银铜用作器物首饰，没有化成钱流入民间，即便化成了钱，也远远满足不了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并且用铁钱换铜钱，宋朝是绝对性的亏本生意。以前契丹与西夏没有发生战争，郑朗一直未提出来，怕引起契丹的反感。直到战争爆发后，再也没有必要任这个不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赵祯转向王拱臣说道：“你派人查一下。”
王尧臣因为母丧回家丁忧，空缺让王拱臣补上，迁张方平为御史中丞。总体而言，赵祯还是以保贾昌朝为主，用贾昌朝来迅速平息君子党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特别是朋党。
对此郑朗不是很重视，但贾昌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郑朗很反感。
吕夷简虽排斥异己，可不用种种罪名，让大臣遭受公堂质对之灾，况且还是立过功劳的大臣。贾昌朝就这么做了。先是欧阳修，后是尹洙。
郑朗定了定心思，说道：“臣听闻今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库略有节余，这本是国家的幸事，陛下一向克于己，善待大臣，这本也是国家幸事。可是陛下恩过于重，臣以为不妥。恩威需适度，过于恩宠，一旦薄之，除非德操佳的臣子，进退无辞。其余大臣未免反生怨愁之心。前者，即便陛下不过于优待，也会尽心尽略有所余，臣以为所用有三，一是备粮，防止有可能的灾害，二是备库，使国库有所节余，以防不测。
三是仁民，自陕西用兵以来，臣在郑州听闻附近州县名目繁多，有加耗，加耗又有耗米、仓耗、省耗、官耗、秤耗、脚耗，康定年时头子钱全部纳官，不得本州公用，自战事开始，部分州府又再次将头子钱纳作本州公用，剥削百姓，又有触面，市倒钱，起纲钱、使用钱、縻费钱、呈比起、勘合钱、索陌钱、漕汁、州用、修仓、加点、打卓，有些名目连臣苦思冥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仅是两税外的额加费用，折变、支移、和籴、和买、折帛钱、就连新法产生的免役钱也产生诸多免夫钱、身丁税等种种名目，还有商税与城郭税等等，朝廷下诏书恢复原状，可各地州县依有官员在横征暴敛。又有土贡，例如包拯在端州进谏砚台一奏，土贡朝廷本须不多，例如端州砚、东南桔，然地方官吏却借朝廷之名，又令种种名目，本是数百鲜桔，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