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但敌东北骑兵军二师很快就尾追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地区。
根据毛“绝不让敌人进入边去”的指示，陕甘支队彭德怀司令员立即指挥发起“割尾巴”的吴起镇战役。
红军陕甘支队集中两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利用山坡沟壑设伏，经过前后四次伏击战，全歼东北骑兵军一个骑兵团，两个团被重创；击溃青马一个骑兵团，毙伤敌六百、俘虏七百，缴获战马一千匹，连东北骑兵军二师师长也差点被活捉，正是：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二十五军做为偏师从鄂、豫、皖根据地北上，于1935年7月份到达陕北并和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合并成十五军团。二十六军打破国民党的两次“围剿”，巩固和开创了一大片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历经千辛到达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红军成立西北革命juhi委员会，毛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央红军恢复军团称号，并把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共约一万一千余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以东、西对进的合围之势，妄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红军和国民党军实力悬殊，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以及对红军长征后士气低落的鼓舞，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
红一、十五两个军团在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下，团结协作，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敌109师师长自杀；击毙东北军100师师长、师参谋长等人；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大涨了红军将士的士气，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敌三次“围剿”。
不到一个月，东北军就损失两个多师，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至此情绪低落，又不肯担当打内战的骂名，对南京政府敷衍塞责，从而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
日本发动“9。18”事变，强占我东北四省，随后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正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我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蒋介石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向我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又想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歼灭之。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百个人减员了九十九，装备之差，作战部队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武器，一支枪也不足五发子弹；严冬将至，大部分红军还是穿的破烂单衣、打的是赤脚，红军急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
虽然十五军团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了出来，陕甘苏区还是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的部队和机关，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就成了红军当前的头等大事。
为此，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选举毛为中央jun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把国内战争同名族战争结合起来，红军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
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是“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现有苏区”；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口号。。。。。
中央把扩大苏区的战略目标定在了南有太行、西有吕梁山为依托的广袤富饶的山西大地上，又是师出有名的北上抗日。陕北军民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组成以毛、彭德怀、叶剑英分别任政治委员、司令员和参谋长的东进部队；扩红和整编了多股地方部队组成红二十八、二十九军和黄河游击师等。
1936年1月，毛、周、彭共同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指示，各路东进部队迅速隐蔽集结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红军东进部队一面造船和征集船夫，一面派出多股侦察部队先期东渡黄河。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旗帜，红军总参谋部又挂牌运转，像流浪汉一样的总部特勤队就又物归原主，不过还是暂拨归主力一军团建制。
“龙”伤好后就去一军团才扩大的骑兵侦察营当了二十几天的马术、战术和劈刺总教头，过了一回吆三喝四的官瘾；其兜里藏身、刀刺或斜挂劈地上萝卜的精湛骑术和一个五人组成“人”字状的单独突击队、以及一个三人、三个三人组成箭头突击队形的战术队形被列为骑兵营每天必修的操典；骑兵单兵对抗又以拖刀术列为第一。
从吴起镇和直罗镇俘虏的敌人马术教官不少，这些人不理解，“龙”便竖一根树桩，有头有手的做成人形模样，命俘虏教官们各使手段，按他们的教程只管向假人乱砍。
这些教官本瞧不起红军这些泥脚杆子，有心要整出些威武出来，趋马对着假人或挥劈、或伏身直刺，招式凶狠力道也十足。可惜，“龙”用了才砍下、依然潮湿的树木做假人，这些假人便韧性十足，所以，一砍、一刺之下战马奔驰战刀还嵌在树桩里，这些教官们便大有被带翻了身体或弃刀的人，有两回还被战刀护腕拖下了马来。
“龙”驶出，不是上扬刀锋，而是平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