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一隅
二、小道理
早在1967年5月，城里的武斗结束后，李轼他们不再常去学校，对“文革”已经不感兴趣了。复制本地址浏览有事去晃一晃，没事就不去了，下午的时光通常就在江边游泳，晒太阳，摆龙门阵。他们关心的话题是下一步出路何在，能否就业，能否读书，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没有一丝要结束的迹象，这让他们感到迷茫。
到了1969年初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时，家里呆不住了。李轼他们上午也都躲进了人工湖喝茶摆龙门阵，下棋消磨时光，相互问情况，了解一些动态。
一次喝茶时，当吴能听李轼说与工宣队长辩论时，就说：
“李轼，你真可笑，咋还去跟工宣队的人扯那些没用的。现在是讲道理的时候吗？一句话说这是最高指示，说这是国家政策，你还能说啥？你算是遇到好人了。可能是像你说的那样，那队长是农村出来的，又有娃儿下乡，能体会到年轻人的心境。要是换一个人，你试试看，不把你当成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现行反革命才怪。”
“老吴，那位童队长人还真不错。每次来只是劝我早点去，还真没有以势压人。我原来还很烦他，后来才明白他真是一个好人。”李轼是真心感谢童队长的。从他后来晓得的一些情况看，“栽”在工宣队手上的人真不少，童队长对自己是够宽容的。
“所以我说你遇上好人了。工宣队员中除了少数挣表现的人外，多数人都是为了完成差事。不把你逼走，他交不了差嘛！年岁大的人家里说不定就有几个娃儿赶上了，也是一肚皮苦水没处倒，人前还要装得比哪个都积极，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吴能回答。
方二听吴能说起工宣队动员的事，就插一句：
“我爸原来就是工宣队的，单位让他参加工作小组去动员知青下乡，他就不去。跟人说我的儿子一个走了一个还赖在家里不去，我哪还有脸去动员别人，晓得内情的人还不在背后戳我脊梁骨。”
钟益生说：“不管咋说，你爸也算厂里的一个人物，工宣队长都敢不当。依我看，很有先见之明。”
李轼对吴能说：“老吴，去年工宣队刚进校时，你不就说这是领袖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嘛，要改造知识分子。他老人家总想改造别人的思想，跟过去帝王独尊儒术还厉害。我们父辈这批知识分子从后半生开始被改造思想，我们是从生下来就被改造思想。我印象中我妈学校老师的寒暑假，都是集中起来学习。有时中午不回来，我们还送饭去。”
“是啊，我原来在学校时，也没有感到过有啥不对头，到出校门后，才发现社会上的很多事跟学校教的根本就是两回事，才慢慢思考这中间的不同是咋个回事。”
“老吴，我常想，伟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格、思想影响人，引领人。但要是对他人强制性的改造思想，恐怕就悬了。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被强制干某事，心底都会本能地反感。总想改造别人思想的这种想法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而这种教育方式，就像钟益生用沙堆起来的塔，一遇到水，唏哩哔啦全垮了。你说，能有啥效果？只能让人产生更大的怀疑。”
“假东西自然很难持久。”钟益生点点头。
“算了，不摆那些，反正我们是不会相信了。我原以为工宣队呆一阵就走，没想到还呆到现在来搞动员。”吴能说完又专门对李轼说：
“李轼，你还是小心为妙。我从不跟工宣队的人打照面，清早就躲出来了，惹不起躲得起。我们那里的工宣队员厉害得很，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扣顶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扭送你去拘留所关几天，吃不了还得兜着走。我才不会去犯那个傻，工宣队的人找不到我，跟居委会的人打招呼，我们居委会的老太太看见我回家，就去跟工宣队通风报信，工宣队的人就上我家来堵我。我妹跟我发个暗号，我翻窗子从院子另一道门溜了。”
“你有那个条件，家里有几间屋，院子里还有后门可跑。我没有你那个条件，院子就一个门，家就一间屋，想躲也没有地方躲。人家抬脚进家门就看见我了，我往哪里躲？硬着头皮应付罢了。”
“老吴说得对，反正你小心点。那帮人都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不会跟你讲理的。你说的那位童队长，说不定哪天因为完不成任务，跟你翻脸了，到时有你受的。”方二见李轼不开窍，也提醒他一句。
“李轼，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院子里有家人全家都下乡了吗？你晓得是如何下去的？”
“没听你说过，我哪里晓得。”
“就是被逼下去的。要是你遇到那种充积极没人性的人，你就注定要倒霉。”吴能说。
“这个我也明白，不过也总得讲点道理吧？”
“哼，讲道理。李轼，你这个人就是想事明白，做事不明白。这你还弄不明白啊，道理都在人家手上。”方二插了一句，然后又接着说：“当初来动员我的人干脆得很，我刚一张口，他就把我打断：‘你不用跟我讲啥道理，你说一千条一万条也是小道理，我说一条就是大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李轼，你说凭啥子他说的就是大道理，我说的就是小道理？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你看，你有道理也是小道理，工宣队说的是大道理，你的小道理要服从人家的大道理。你还有啥球道理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