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该怎么办，又该刊载什么样的内容，关系到新君亲政的大事。为此，苏木实在被张太后和皇帝派来通政司做知事，弄出这么一份全是吹捧圣君的报来，其实他还是有点心虚的。
即便吴大人在前面吸引了火力，可事情一旦暴露，难保他不会被文官们给挖出来。
这个时候，苏木突然醒悟过来。张太后和皇帝其实还是很看重他的，为了保护他苏木，将吴世奇也一道派了过来。
想到这里，苏木也顾不得撞了霉头，大步走进厅堂里。
朝两人一作揖：“属下苏木，见过华左通政，见过吴经历。”
吴世奇和华察都没有理睬苏木，依旧如红了眼睛的公牛一样相互对视，鼻子里发出浓重的呼哧声，显然已经处于爆发边沿。
苏木故做镇定地一笑，直起身来，又给两人的茶杯里续了点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敢问二位大人，这一期的邸报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妥？”
听到他问，华察才狠狠地将刚出的样稿扔在几上：“这一期邸报中有一份上元知县的折子，说的是当地有个富户以家中的土地抵押，购买三十台织机，以高薪吸引织工。这份折子，不能刊载。”
苏木听到他说的是另外一件事，而不是对自己所编的邸报有什么意见，暗自松了一口气。
从几上拿起样稿，翻到那一页。
其实，这份折子他也有些印象，说的是那个富户见纺织有利可图。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低压给出去，办了起纺织厂。规模虽然不大，可一年下来，却是种地的十倍之利。
至于他抵押出去的土地，钱庄的人拿了之后，也没有雇人耕种，任由其抛荒。
理由很简单----南京的人工实在太贵。
一般壮劳力，若是去织造厂，或者去漕运上做工。只需两三个月，就抵得上种地一年的收获。
所以，种地的人也不多。大多数人家之所以没有抛荒，不过是自种自吃。
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这现象苏木在后世已经看得多了。
这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可问题是，那人宗族中的其他人见此人生发得厉害，又没有惠及宗族，起了嫉妒之心。就以此人荒废田地，败祖产的理由将他告了，说是要将这些土地都收回公中。
土地抛荒上几年，肥力尽去，就算是彻底地荒废了。
这事闹上公堂之后，知县也觉得实在是小题大做。就判那开办纺织厂的富户雇佣农户，将荒废的农田重新耕种起来。
苏木当时之所以将这件事编进邸报中倒是没有想太多，只是单纯地觉得有趣。实际上，从明朝中期开始，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在江南蓬勃发展起来，逐渐影响到社会的各方各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对相对而言还很闭塞僵化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想必已经有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这件案子虽然不大，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私有财权和宗法社会的矛盾冲突。
苏木也是书生气发作，随手将这份奏折收进本期邸报之中。在他看来，这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萌发的一个信号，很有标本价值，且收藏一下，给后人留点历史资料。
既然华大人没发现这一期的邸报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苏木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既然他不愿意刊载这篇文章，不发就是了。
听他说完话，苏木笑着对华察道：“华左通政可是觉得这事有什么地方不对？”
华察哼了一声：“上元知县作为一个地方官，奖励农桑乃是地方正印官的职责。那个富户弃弄经商，必须严办。将他的折子刊载在邸报上，岂不给天下人一个信号，朝廷要鼓励工商？”
苏木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年代的工商业主地位很低。社会上的主流说法是，天下财富有一定之数，商人并不产生财富，属于打击范围。
对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马虎不得。
他忙道：“这一期的邸报是由下官编纂的，既然华左通政这么说，下官就将其撤下来，另外换一篇上去就是。”
华察见苏木这么说，满意地点点头：“好，就这么办吧。”
“怎么可以这样？”吴世奇正端起杯子喝水，闻言重重地往几上一杵，训斥苏木：“苏木，本官以前还以为你是个有节气的读书人，却不想你一味投上司之好，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身上还有那一点像是读书种子。这篇上元县的折子也没什么问题啊，那富户的农田不是已经雇人耕作了吗？再说，如今的皇粮国税大多以钱交纳，又不一定非要实物？”
华察大怒：“这不就是内阁讨论过的那个《一条鞭法》吗，这个新法先帝在时就说过，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可以一举解决朝政困窘，其实却有许多漏洞和弊端，段不可行。”
听他这么说，苏木吓了一条，这一条鞭法不就是他弄出来的吗，只不过知道他苏木是始作俑者的人并不多。
吴老先生反驳：“怎么就有漏洞了，本官在地方上任职一载，地方上完税大多直接收取白银和铜钱。至于实物，说实话，实在太麻烦，其中还有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那才是真正的弊端。”
老先生也不是食古不化之人，在地方上做了一年官员之后，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实用主义者。
说到底，吴老先生的政治观念和苏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