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智能工厂“元蛟”无疑都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道具。虽则如此，但实际上它的使用也有着诸多的限制。比如一开始的权限等级限制。
为了提高权限等级，钟泱可谓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拼命地使用智能工厂来建造各种生产机械。未知的生命存在瑟制造出了“元蛟”，其本意就是要加速科技类文明的发展。
故而以此为依据，智能系统主官会对钟泱的行为进行判定，凡是对建立生产力体系有帮助的事情，都可以增加相应的权限值。而不必仅仅依靠建造智能工厂原本就设定好了的那些功能建筑单位。相反的，做不合适的事情权限值也会被扣除。
钟泱通过不停的试验，总结出了许多的规律：生产产品可以增加权限值；收集技术资料可以增加权限值；即使是夯实基础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可以增加权限值。但权限值可以增加，自然也会被消耗，这才是钟泱停止大量生产机械仆役和陆战士兵的原因，而不单单只是因为资源和能量的匮乏。
在主官的判定里，机械仆役和陆战士兵是整个文明体系外的产物，而且会对地球本身的文明产生不利影响。故而每制造一个“普工”会被扣除10点权限值，一个“学士”扣除50点权限值，而一个陆战士兵更是会被扣除100点权限值。
钟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努力的把权限值积攒到了491520点，达到了15级的权限标准。更是因为自身的发展理念符合了瑟的初衷，这才有了双方继续合作下去的可能。如果钟泱大量生产陆战士兵投入实战，并且妄图希望用这种方式统一全国甚至是全球。先不说能否战胜全盛时期的列强诸国，但是主官那里就过不去。权限值扣到负值，然后“元蛟”离去，从瑟当初的话语之中，钟泱的确是隐隐地感觉到了这样的意思。
而且全国也不是那么好统一的，智能工厂再厉害，也终究拼不过那些生产力大国的整体水平。飞机大炮军舰狂轰滥炸，陆战士兵就算浑身是铁，也要回炉重塑了。为此，钟泱只能选择了低调发展。
中国的赤化，并不都是某些野心家的错，也不是某些组织的错，而是大环境下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共同选择的结果。历史就是历史，所谓的偶然性，不过是因为从其必然性的群体之中选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罢了。杀掉某个人最多是花时间再选择一次，结果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钟泱在这一点的大势上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这个时代的中国百姓在渴望着什么。能够拯救中国的无非就是两种道路：一是某政治团体协助原本的少数社会精英阶层，加大剥削的力度来聚集起能用以提供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物资和财富，英国等国家就是走的这种路线，当年的圈地运动就是典型；二是某政治团体站在大多数底层民众那一边，依靠瓜分少数人的利益来获得资源和财富，用大义的名分来行抢掠之事实。
这两种方式谈不上谁好谁坏，谁善谁恶，都只是手段上的差异罢了。不过钟泱还是更倾向于第一种方式，因为剥削的手段更为温和一些，而且可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宽泛。
生产力的低下，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的物资供给不足，这意味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足够自身发展的资源分配额。这才是私有制的开始和不可动摇的的根基，这一点不解决，搞什么都是没用的。因此只有聚集财富和物资，才能进行生产力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率先供养一批社会的精英。
而打土豪分劣绅这种事情，绝不可开先例。先不说到底有多少土豪和劣绅是罪有应得，就说这个用集体的名义侵占个人的利益这件事。物资供给不足，必然只能够满足少数人的需要，那么谁在控制着大义的名分呢？
结果就是大多数的民众都成了“个人”，而少数领导者却成了“集体”，并且还让被剥削者习以为常，达到了一种“自愿”的境界。
既然民众觉得自己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满足了，然后参与到瓜分“少数人”财产的盛宴之中，那么就已经是为自己悲哀的未来埋下了苦果。钟泱并不觉得有所谓的无辜这一回事，无知和无辜，是两码事。
所以钟泱并不急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因为毫无必要，广东一地因为开放得比较早，所以民风也比较朴实。一切向钱看不是一种错，况且这里还是被称为“最封建迷信的地方”，至少钟泱不经常见到有人敢不孝敬父母。即使是一家之主，也不见得敢顶撞自己那年老体衰的父亲，反而是要恭恭敬敬的候着。
在广州市里，陈泽和刘进洋就曾经花过大力气才让自己适应了这里的商业氛围。在这里，在商言商是铁律，私人感情的意义并不大。就以段亦天和陈泽为例，他们两人的公司分分和和几次了，但在私交上却一直都是很不错的。只有做到了不会因为感情而影响利益，才不会出现因为利益而影响感情这种事。
大多数的广东人并不豪迈，而是一种理性的温和。至少钟泱就从这里的人身上学会了一件事：“我交朋友，不是让他来为我两肋插刀的。”
也因此而看不懂某些人，嘴里喊着义气，最终还不是因为利益翻脸？称兄道弟的人。肯为你付出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朋友，因为他同时也在要求你向他付出。一旦你达不到他的期望，就会被视之若仇敌。真正交心的朋友，从来不会觉得对方背叛了自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