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杰还没有说些什么，就只见那条“蛟褫”的眼神之中突然泛起了红光，胖子站在一旁愣了一愣，竟然昏了过去！
“不好，这是犹昨症！”雷明杰心头一惊，喊道。
“犹昨症”是一种古老的病症，最早关于“犹昨症”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早在两周时期，人们对魂魄的投胎、冲身等现象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萌芽阶段，因为当时还没有“怨气”这个概念，人们往往将魂魄作祟、冲身、不能投胎这些现象的原因归结于死者对墓葬地点与陪葬品不满，才会在死后兴风作浪。这也直接导致了该时期陪葬、殉葬之风的盛行。
自先秦伊始，“怨气”概念诞生，这对于阴阳术数而言无异于一次历史性的大跨越，据一本名为《封衍略》的卦书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怨气”进行系统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实际应用于各类祭祀与法事的人叫古尹，在古尹看来，“行愿之气，卒不宁焉”，意思就是说对愿望的执着，让人死都不得安宁，“行愿之气”也便成了“怨气”这个词最早的起源。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便发明了司南，而古尹则几乎于此同时发现了磁石对于阴阳变化的微弱反应，并根据这种微弱反应，在司南的基础之上制成了中国最早的罗盘，名曰“司庚”在“司庚”的帮助下，古尹最先向人们揭示了怨气与投胎之间的神秘联系：即死法、年龄、性别不同的人，死后的怨气也会不同，太大的怨气不但令魂魄无法投胎，更容易兴风作浪引发祸患，而一旦某个魂魄的怨气降低到一定程度，则可以顺利投胎;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之前“死者对墓葬或陪葬品不满意所以才会兴风作浪”的说法，同时也对日后祭祀与法事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人们开始把注意力由墓葬与陪葬转移到祭祀仪式与法事本身。在当时，虽说相对简单经济的超度法事尚未发明，但那些奢华庞大的祭祀仪式或法事，同样能够凭借复杂冗长的流程与铺张奢侈的祭品达到削弱死者怨气的目的。只不过碍于成本局限，此种不计工本的散怨方式只能是达官贵人的专利，普通老百姓是无论如何也折腾不起的。
大汉光和二年（179年），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普及，五斗米道本竹治（1）道官许石远利用造价低廉的纸发明了一种简单经济且行之有效的散怨方式，即传说中的“草度”（造纸的主要原料为稻草），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纸人、纸物代替真人真物进行祭祀，之后再加以道法化解怨气，一下子便把祭祀仪式的成本降到了寻常百姓的接受范围之内。在后世的发展中，纸人纸物开始被符咒、扎偶（2）等法器所取代，“草度”的成本被进一步降低，而“草度”这一词汇也逐渐演化成了如今的“超度”。
在发明“草度”的同时，一种罕见的怪病也引起了许石远的注意，最典型的病例便数本竹治所在的僰道县县尉吕固因为买了一匹马而染病，只要一到半夜便站在门口鬼哭狼嚎，扰得四邻不安，且“唤之不醒，阻之无方”。
起初，许石远也认为这是犯冲了某些********所致，但以常规的方式，许石远却看不出吕固身上有什么东西。无奈之际，许石远干脆放弃了传统道术方案，改用先天六十四卦推衍吕固的前世，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善乐通律、卒于惊蹄”的结果，意思就是说此人前世“很可能从事与乐律有关的行当，其死亡很可能与奔波驰骋的惊马有关”，以此挂相结合一些古籍文献，许石远大胆推测吕固的前世乃是秦国著名乐师薛谭。
在文献记载中，薛谭在应召入宫为秦景公歌乐的途中坠马而死，得知“一代名嗓”薛谭坠马身亡的消息，秦景公也是大为哀叹，虽说其死因是自己坠马，但毕竟也是“工伤”，遂下令厚葬，既然是厚葬，其中自然也包括规模庞大的祭祀法事。虽然当时古尹已经提出了“怨气”的概念，且祭祀方式已经有所改变，但碍于法术的发展程度有限，祭祀法事虽说庞大奢华，但散怨作用却远不如许石远发明的“草度”，从而导致薛谭的怨气并没有完全散尽。
在研究吕固病例的过程中，许石远通过对其他魂魄的观察发现，任何一个可以现金投胎的魂魄，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怨气，正所谓金无足赤，再先进冶炼技术也不能练出纯度百分之百的黄金，魂魄也是一样，在庞大的法事也不能让魂魄完全没有怨气，之所以能投胎，只是怨气小到了一定程度不至于影响投胎而已，而吕固的症状，便很有可能是因为前世魂魄怨气过大，而祭祀仪式的散怨效果又相对有限，从而导致其怨气恰巧散到了能投胎与不能投胎的临界点，虽说顺利投胎了，但胎气里带的怨气却容易引发一些匪夷所思的看似“怨胎”的症状。
在许石远看来，如果“吕固前世是薛谭”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吕固的症状便应归于前世的残留怨气所致，而按照古籍的记载，薛谭坠亡马下，最大的怨气很可能来源于没能为秦景公歌唱所产生的哀婉之气，按着这种推断，许石远干脆用纸与生符仿造了一个秦景公的假身，让吕固在半夜犯病的时候对着这个假身嚷嚷，结果果然是“身到病除”，由此，许石远干脆又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不但吕固是薛谭的转世，甚至他新买的马都是当初摔死他的那匹马的转世，不过因为马没有生辰八字也没法用先天六十四卦推衍，这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