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功学派相信，天下没有钱摆不平的事，那些设在重要城市的市易司，只正常运转了大半年不到，便在金钱的诱惑下腐蚀掉了。而市易法也成为了守旧派攻击变法的根据之一。
林天在将近百贪官押解回开封之前便书信给了赵顼，赵顼也乾刚独断了一回，在早朝上宣布了三堂会审，虽未传告天下，但这么大的事，根本隐瞒不住，消息早就满天飞，传遍神州了。
洛阳的二程知道后，程颢因为身染重疾，不得外出，便由弟弟程颐带着几名洛阳理学弟子去了开封。御史台主官御使大夫吕讳卿招待了他们。
吕讳卿字吉甫，原先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王安石曾评价他：“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讳卿与曾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也。”
不过出乎王安石意料的是，他因流民图辞相后，曾步首先在变法派内反对新法，其时吕讳卿担任参知政事（右相），但其时左相实权已经被守旧派占取，他后来也背叛王安石变法，成了守旧派中一员，而攻击新法之激烈尤甚于司马光、苏轼。与洛阳二程多有联系，互相联合。
二程攻击王安石新学：学术不正、数典忘祖、欺世盗名、与民争利等等，吕讳卿便在一旁摇旗呐喊，锣鼓喧天。王安石致休金陵曾因此而被气得吐血，写信给苏轼称自己：“……有眼而无珠，妄信奸佞……”
赵顼知道王安石吐血后，也曾书信于他，说明原委。原来这吕讳卿本是太原吕氏族中之人，奈何为私生子，母亲原为一歌姬，吕氏不准其入族，而将他们母子驱逐至泉州（泉州即极南沿海县城，归福建省）。
吕讳卿自小在泉州长大，泉州地区造船业发达，海运也很发达，海运带动商业也很繁荣，少时其母亲曾带他到余杭，入致功书院听学。后来他结识了王安石，与他相谈很是融洽，有相见恨晚之感。
两人几乎同时入仕途，王安石被神宗重用，火速升官的同时，吕讳卿也仕途通畅，官位直线上涨，待到王安石任宰相期间，他更是平步青云，历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并兼经筵馆阁、制置三司条例的检详文字、司农寺、国子监、军器监的主管官员，任过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和宰相府的具体办事的都检正。
但编著《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司马光曾评价此人用心不正。司马光谏帝曰：“……讳卿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解其所为……”书王安石曰：“（吕讳卿）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
王安石听了“大不悦”，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司马光的眼光是毒辣的，吕讳卿见王安石终于落台后，觉得变法派大势已去，便背叛了王安石，并且成了守旧派在朝堂上的口舌，他本人也因此被吕氏认可，进了宗族。而王安石却悔之晚矣，唯能在江陵自怨自艾。
此番三堂公审，他为御史台主官，御史台有监察官员的职责，所以他是审案的主官之一。
不过另两位，刑部的刑恕就不用说了，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位列九卿之列，这时的主官大理寺卿韩项，年过五旬，须发微白，看起来方正不阿，但却是位地道的变法派，深得蔡确的信任。
所以说，其实从一开始，这所谓的三堂会审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而在皇宫前搭个高台，皇帝亲临，万民围观，所为的不过是借住民力，将死罪坐实！
宋朝对士大夫没有死刑，这导致官员的贪腐只剧烈超乎人的想象，因为即便被查出来了，大不了被贬到岭南，也不会有性命之忧。贪腐的收益，与一旦被揭发所付出的成本，完全不成正比，这种宽恕的刑法，实质上就是在放纵犯罪！
贪官污吏最易激起民愤，这与皇家利益不符，赵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曾有意变革此法。有一点值得一提，以韩、吕为首的大士族守旧派固然反对死刑；而变法派的王安石却也反对死刑；倒是司马光、苏轼对此赞成。
这司马光与苏轼两人，如果无视掉这两人在史上的成就，而光论政治成就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他们都不得志。
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针砭时弊，意图变法，多有进步言论，王安石变法时，他们又屡屡上谏言，反对新法，最后双双被贬官。
在原来的历史上，赵顼死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一些新法，但又保留了部分，可见他并不是全然的反对，做宰相九个月后，他也短命的病逝，之后残留的新法基本被废除。
司马光与苏轼两人，算是官场中的另类，他们不结党，做事坦荡，是正经的儒学大家，秉承民为贵的民本原则，既反对新法，又反对韩吕，是官场中的“孤独者”。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司马光便被贬到洛阳，但在洛阳却不开口非议新法，也不与同在洛阳的二程多接触，只是闭门编修《资治通鉴》，历时一十九年，终于于去年年末（元丰七年），编修完成，本想开年后进呈皇帝，正巧遇上三堂会审之大事，于是乎他此时便也与几位《通鉴》的协修者同出现在了开封。
商人逐利，商人的脚步更是遍及天下，就是再危险的地方，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会有商人的影子。作为力顶商户的致功书院的院长沈金老先生，他从得知扬州风波、官家钦命钦差大臣林天押解近百官员进京、坊间流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