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新婚过后，赵跃民继续计划进一步企业改革。
他决心向局里提出申请，在红星实业这家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自从去了深川以后，赵跃民愈发觉得，对企业进行股份所有制改革，才能放开手脚进行管理。
江北油田勘探局会议室内，烟雾缭绕。
几位与会的干部们，抽着香烟，听着赵跃民的发言。
苏国梁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看着赵跃民道：“小赵，搞这个股份所有制公司，政策上的风险，你了解过了吗？”
苏国梁此时的话语，相比于以前，多了几分长辈的关爱。
听了这句话，赵跃民明白，每次企业改革，都要解决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他开口道：“苏局，实行股份制，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上海市早在去年，也就是1984年开始进行股份试点工作。开始试点时，仅限于小企业、集体企业和新建企业，后来逐步开展到国有大中型企业。试点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去年11月，由上海电声总厂发起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是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共筹集资金四十余万。”
“嗯。”苏国梁听后，看着众人说道，“红星实业是否要股份制。我觉得，还是要看局党组常委们的意见。考虑到我与赵跃民本人的关系，我还是要回避一下比较好……”
说罢，他便要起身离席。
“哎，苏局，别走啊……”高治国拦道，“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红星这家集体企业的未来发展问题。苏局，我们觉得，你没有避嫌的必要。“
高治国看了一眼赵跃民，和颜悦色道：“跃民，你把你的想法，给大家讲一讲。”
“好，我讲两句。”赵跃民双手拢在胸前道，“中央今年二月出台文件，认同股份合作制这种模式。这是一个新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也是“六五”计划的一个硕果。在这次会之前，我去了趟上海，与飞乐音响公司的总经理聊了一聊。他跟我讲了这次股份改制的感受，说以股份制组建公司，分工合作，取长补短，能把材料生产与成品生产密切结合，把资金、技术与市场也相结合。”
高治国甩甩手道：“跃民，咱们这开的不是务虚会，是务实会。你就简明扼要地说一说股份合作制，到底有什么好处？”
“高主任，是这样的。”赵跃民应道，“股份制与国有独资不一样。国有独资虽然放了权，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厂长，书记都得听政府的，自主权有限。而股份合作制后，我们红星实业是听股东的，听市场的。当然，大的方针上，还是听国家的。股改后，在没有承包指标的约束下，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将红星实业进行进一步改革，比如有权人事辞退……”
“人事辞退？你想把我们红星实业的员工赶回家？”副局长翟东林问道。
“怎么会呢？翟局？我管理的机修厂，还有红星实业的砂轮厂，这几年员工不降反增，增加了将近50。”赵跃民笑道，“不过，拥有人事辞退权，能够对员工的工作态度进行一个有效的督促。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员工，我也不介意将他们辞退回家。”
翟东林和苏国梁互相咬了咬耳朵，讨论一会后，说道：“小赵，你的能力，局里有目共睹。既然你要进行股份合作制，油田机修厂先不要碰。毕竟机修厂是省里的红旗厂，对于我们江北油田的发展，至关重要。”翟东林拨弄着钢笔帽道，“至于红星实业公司，原先就带着乡镇企业的性质，由胡东创办，后来，为了砂轮厂的并入，你也入主了。可以允许你搞一搞。”
“太好了。”赵跃民兴奋道。
“先别忙着兴奋。”翟东林沉稳老道，“股份合作制，这个占股比例，你是怎么想的？”
“占股比例，因为原先企业是胡东创办的。因此，我认为，胡东和我各出资占股份比例的60，然后机修厂占20，剩余的比例，让技术干部和职工认购……”赵跃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行，不行。”翟东林摇摇头，“红星实业毕竟是集体企业，你们两个个人分别做第一和第二大股东，传出去，影响不好。要做股份合作制，机修厂必须是第一大股东。您说呢，苏局？”翟东林看了一眼苏国梁。
苏国梁点头道：“这一点，我同意翟东林同志的意见。红星实业毕竟是集体企业，即使改革，江北油田不能失去其控制权。机修厂应该作为第一大股东。”
讨论的结论是，机修厂出资400万，占股40，赵跃民和胡东，各占20，剩下的20，则由职工和技术干部认购。
胡东在深川的华兴实业报关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他不仅拿出了200万，更替赵跃民出了他的股份钱。
为此赵跃民倒是十分过意不去。他虽然带领着机修厂拿下了千万美元的订单，可是毕竟这些利润都是专款专用，到自己口袋的并不多。凑个十几二十万还可以，要凑两百万，还是有些玄乎。
胡东二话不说，慷慨解囊，让赵跃民十分感动。
“跃民，我知道，你很需要这笔钱，需要这个机会。”胡东带着两百万的支票，交给赵跃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啊，赵跃民太需要这笔钱了。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国营干部。而这次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正是让赵跃民能够将红星实业进一步掌握在自己手下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