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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理麦笑了笑接着戴总的话说道：
“嵇康在《明胆论》中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
“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鲁迅在《魏晋‘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
“他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覃邓六、官军平在旁见田理麦和戴总两人讨论得起劲，覃邓六说道：
“田总，戴总，我感觉你们两人好象知音一样。”
“戴总，你觉得阮籍这人怎样？”田理麦问道。
戴总没有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反问道：
“你呢？田总！”
田理麦到底年轻，沉不住气，他说道：
“我不喜欢阮籍，一点抗争的意识也没有。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
“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这时的阮籍还是可爱的。
“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二四九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
“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原本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而此时的他感到世事不可为，于是他就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阮籍这种消极的态度不免让人觉得他已有了变化。
“在后来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情况下，阮籍就一味地应酬敷衍。他还接受了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有称他为‘阮步兵’。这时的阮籍完全变了。
“后来的阮籍就让人觉得有些不可理喻或者是可耻做了，他居然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劝进文’。当然，阮籍得到了好处，司马氏不仅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还封与官职。象这样的人就应该称为‘阮蛋’。”
田理麦鲜明的态度和立场，让戴总肃然，戴总说道：
“阮籍在那种境况下如此而为，也不失为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们应该容忍他，如果他不采取那种态度，那么我们今天就见不着他的文学成就了。”
田理麦笑了笑，说道：
“我们都是替古人担忧，都过去近两千年了，我们何必那么苛刻他们。”
“嗯，田总，你总算想过来了，阮藉的文学创作还是较有成就的，他的作品今存有赋六篇，散文较完整的九篇，诗有九十余首。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三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戴总如数家珍。
“戴总，我感觉你对‘竹林七贤’好象特别熟悉一样的！？”田理麦说道。
戴总笑了笑说道：
“田总，不瞒你说，为了建设‘百家竹林’景区，我对竹文化在以往的基础又进行了翻阅，特别是‘竹林七贤’，我是多次翻看他们的诗、赋和散文，所以才有这么熟悉的。想必田总跟我一样！？”
田理麦笑着说道：
“戴总，规划这片竹林时，我可是下了一番功夫，与专家们一道翻阅了大量的关于竹文化的资料，‘竹林七贤’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七贤居”中还什么都没有，四人在里面逛逛了便出来了。
过了“七贤居”，前面有一亭掩藏在竹林之中，一块扁额上书：酒德为上。
走在前面的覃邓六不解其意，指着那亭问道：
“田总，这亭上扁额题‘酒德为上’是什么意思？”
田理麦看了看戴总，笑着说道：
“烦请戴总给覃主任说说！”
“田总，赶鸭子上架，我也不谦让了，看看我讲的对不对。这实际上是设置的一个‘沽酒亭’，上面书写的‘酒德为上’就又要说到‘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贤士刘伶，他著的《酒德颂》突出了‘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的思想。”
田理麦接着说道：
“其实，我们也是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些关于竹文化的故事，当然，这有所延伸，涉及到了酒文化，当时我们在进行策划时，有人也反对，说应该属酒文化，我们考虑的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它是相互交融的。”
待田理麦说完，戴总立即接着讲开了刘伶的故事。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西晋“竹林七贤”之一。
他身高六尺，不仅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爽，胸襟开阔，不拘小节。虽然家境穷困，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