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因为这场官司时间拖得太久，原来喜欢批判程晓羽的“右派”，骂人的激情已冷。
二是，因为大多数人对程晓羽根本不懂。不仅那些逢华夏必反的“右派”看不懂，就连我身边的大多数普通看客也是一头雾水，他们不懂程晓羽到底在坚持什么，他为什么死不认错。
在大多数人心里，如果程晓羽诚恳地道个歉，说几句漂亮的场面话，那么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记住教训，放弃仇恨，得到人民和法律的宽恕，程晓羽依旧还是个好“同志”。
但以我个人对程晓羽的了解，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他可以说遗憾，能够说反省，却不会认为自己错了，他在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正义！
其实这样的程晓羽正符合我们霓虹人的审美，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纠结的玉碎精神”。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霓虹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电影”。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七七事变”，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鏖战的困苦，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万岁冲锋”……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他们成了瘸子、瞎子、残废人……
但这却叫我啼笑皆非，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反战”，而我们自己看到的却是“英雄主义”。我们对英雄的定义与美国和华夏截然不同。
华夏人评伦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华夏开国元首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
在华夏人看来，一个人立场错了，还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因此程晓羽的行为在华夏人看来有些愚蠢，华夏人讲究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讲究的是“瓦全”，但程晓羽偏偏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华夏人，他的思维具有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有华夏人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而这样的精神最符合我们霓虹人的英雄观，我们霓虹人一直都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而在于他是否“努力”。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小情义”和“大情义”的矛盾之中，最后他舍却“小情”，成全“大义”，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
……
在我们霓虹人看来，经历了“痛苦的纠结”，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坚持了自我，这样的人就是英雄。没有“痛苦的纠纷”就没有戏剧性，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
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文学作品会把这种“痛苦”搞到在外人看来“极其变态”的地步。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筹集经费;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要杀掉亲妹妹;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有的为了刺探情报，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里，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我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霓虹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
近代以来，我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我们常常选择“诚”。
而程晓羽这样的行为，无论哪一点都做到了，他从华夏来到霓虹么就是“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在法庭上的坚定，正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法律的“诚”，他的坚持是纠结中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们在来看看《地狱十日谈》中程晓羽的表现，当之无愧的“英雄”！
活下去!这是一个纠结了霓虹几千年的难题。
我们霓虹是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战争、贫穷、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机”像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方面让我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
“活下去”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甚至“活下去”都成为了我们的偏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和征服印度的计划，但目的确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这就是典型的霓虹思维。
实际上一度“活下去”已经成为当时霓虹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
为了“活下去”，我们可以策划阴谋，编造谎言，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为了“活下去”，在战败之后我们可以委屈求全，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霓虹妇女为美军提供*******曾有人调侃说：如果有一天霓虹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
而如今，我们却在责怪一个为了让自己妹妹“活下去”的程晓羽，不择手段！
这是多么的可笑。
最后，用一句电影中的话来结尾：“活下去的人该做的，就是不要辜负那些死去的人。把故事继续下去。”
虽然我们没有程晓羽这样特殊的经历，但在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