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年初时候的御前会议，便是在一片悲凉的气氛进行的，贝子溥伦首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让袁世凯为总统的主张，并说：“事若果成，岂但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奕劻和溥伦的看法当然没有被全部与会者接受，溥伟和载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相信朝廷仍然拥有一些南方所不具备的优势，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走一步看一步，未尝一定吃亏，如果现在宣布共和，无疑等于缴械投降，断送了大清几百年的江山，成为历史罪人。
隆裕伏在案，抱着宣统皇帝边听边哭。双方驳诘甚久，无果而散。两天后，袁世凯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劻等王公亲贵来内阁会议。会，只有溥伟重谈“痛剿”老调，其余“群臣无一人”敢于公开站在溥伟一边。外务大臣胡惟德和赵、梁等人则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
隆裕便在这一天再次召集宗室贵戚进宫开御前会议，袁世凯内阁仍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胡、赵、梁等正式提出了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之议，这下激起王宫亲贵的一致反对，连首倡“自行逊位”的溥伦也改了口风，站到溥伟他们一边去了。胡、赵、梁等虽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但会议还是无果而散。
第二天，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之说日紧一日。两天后，隆裕又召集御前会议。与会的溥伟、善耆、载涛、载泽、毓朗等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伏案痛哭，她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隆裕又问奕劻，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他们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要求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须让摄政王退位。溥伟立刻反驳道：“摄政王不是退了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
溥伟接着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只要发三个月的饷，他能把革命党打败。”
隆裕摇头叹气道：“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真的没钱了。”
溥伟又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珠宝赏军，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
善耆也支持说，这是个好主意。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隆裕对亲贵们说，“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事实，亲贵们也都知道，冯国璋虽然主战，但毕竟是袁世凯的人，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条心。
“优待条件不过是欺人之谈，”溥伟说，“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溥伟一边叩头，一边说。
隆裕太后转过头问一直不说话的军咨府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
隆裕太后心已经有了定论，眼前这些人有几个真的打过仗呢？
虽然溥伟、善耆、良弼等人主战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迷信武力。而是在为为立宪之争。良弼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并深慕谭嗣同为人，对于改良维新十分赞同。善耆更是立宪派的朋友。三年前，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时，时任民政尚的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地表达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但是对于立宪的时间表，善耆等人和摄政王载沣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九年立宪”在某种程度更符合，但是载沣自然认为立宪当然还是越晚越好，毕竟立宪后内阁对国会负责，皇权削弱。溥伟、善耆和良弼等人却希望立宪越早越好。这其既有他们想通过立宪争夺权力的野心——如善耆希望借助维新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也包含着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挽救大清朝危局的考量。武昌起义后，他们坚决反对议和，除溥伟外，主战最坚决的当属良弼。
良弼出身满族宗室，不过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出生于成都，此时家业早衰，更兼幼年丧父，经历艰辛。不过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后来良弼被选派赴日本留学，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成归国后，便投身军界。或许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他为人俭朴进，“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谋”。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堪称鹤立鸡群。
武昌起义后，满清高官个个彷徨无计，惟有良弼主动请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