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将军有些疑惑的看着张岚，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明白张岚为什么好问自己这个，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知道这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吗？难道说……
联想到之前张岚说过的话，苏将军的心开始砰砰砰的跳了起来。
意识到这一点，苏将军努力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嘴上却不由得把自己对日本修宪这件事的看法说了出来，“其实我们之所以对日本的修宪如此关系，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关系到21世纪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问题，也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说的透彻一点，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自信，认为如果日本成为了一个‘正常国家’，会对我们形成严重的威胁。”
“哦？这话怎么说？”张岚一脸的感兴趣之色。
“很简单，”苏将军说道，“如果是把中国宣誓国家主权行为作为修宪前提的话，那他也就势必影响到中日关系乃至中日海空安全的问题。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最终阻止日本的修宪，因为这已经在日本两大朝野政党——民主党与自民党之间达成了共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中国也因此更应该认识到切实发展经济以及军事的重要性，“软实力”之所以成为实力，归根结底是因为背后有“硬实力”撑托的。”
“归根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日本的修宪这么紧张和关切，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力不够强大……美国人就从来不担心日本是否要修改他们的宪法，相反的，他们反而要极力推动日本修改那部所谓的‘和平宪法’，以便日本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说得好这话听的张岚真的想要鼓掌了，没错，共和国之所以对日本修宪这件事表现的如此关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于日本，我们不够自信……话说的透彻一点，如果日本现在国内的情况跟赞比亚差不多，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每年都要饿死很多人，我们还会对他们是否修宪表现的如此关心吗？就算是他们再修宪，再成为“正常国家”，根本就威胁不到咱们，既然威胁不到咱们，那咱们还折腾个什么劲？哪怕自二战结束到现在的70多年以来，“修宪”这件事一直都是日本自民党内“非主流保守派”（鹰派）等派别政治家以及其他在野党内右翼势力和持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政客们的“夙愿”。
众所周知，日本现行宪法（又称和平宪法）是美国人的“杰作”，也是当年日本首相吉田茂痛苦与聪明的“抉择”，它是罗斯福与邱吉尔商议后作出的对“好战国”日本的惩戒与制约，也是吉田茂等政治家苦思冥想后为战败日本寻找的一条“生路”，日本用丧失部分主权的代价换回了和平环境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广大日本人民痛定思痛后赞成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修宪派对丧失防卫权耿耿于怀。
岸信介是反“吉田路线”（即“战后体制”）的急先锋，他否定“旧安保”，坚持搞“新安保”，其建立“独立国家体制”的未了心愿而今正由他的后辈推进。安倍晋三上台后虽然认为需要大力发展中日关系，但他当时的政治口号就是“摆脱战后体制”。
所谓“修宪”，其核心是要修改现行日本宪法第九条，特别是其中有关“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内容。安倍晋三在成为日本首相后，某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谈到修宪的三个理由时曾经说说：“第一，现行宪法的制定过程有问题，它是日本被占领时制定的宪法，因此不属于‘自主宪法’。第二，该宪法实施70载，已与时代不符，尤以第九条为典型。第三，亲手制定国家根本大法的决心与意志体现了开拓新时代的精神。”
对于修改这部和平宪法，日本右翼势力和那些持着军国主义思想的政客们其实是一直都不曾死心的，可以说修宪一直都是日本政界的一项“光荣传统”，以至于那一届内阁如果在任期间不提出修改“和平宪法”，都会被人认为是很失败。而早在1963年，日本宪法调查会又提出《修改宪法的方向》，为修宪大造舆论。当时，为配合右翼修宪的行径，日本内阁也频频发表否定“和平宪法”的言论。
1968年，日本防卫厅长官增田甲子七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竟称，“宪法第九条没规定坐以待毙”，因此日本有权重新武装。这次修宪由于遭到国民的再次反对又告失败。16年后，日本修宪逆流再度沉渣泛起。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再次鼓吹修改宪法。
在这次修宪闹剧背后又出现了岸信介的身影。为了推动右翼分子所说的“改革”，岸信介曾密会中曾根，并对他说：“中曾根君，日本历史上仅进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后麦克阿瑟将军搞的改革。如果平时想搞的话，不发动政变是行不通的。事情就是这样困难，所以你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好好干”
在岸信介的鼓励和煽动下，中曾根野心膨胀。上任伊始，他便在修宪问题上表现出不寻常的兴趣。他在向新闻界散发的《我的政治信念》一书中写道：“日本必须修改美国所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一贯的信念。”中曾根的修宪主张比前任都更为彻底，即彻底删除“和平宪法”第九条，不断扩充军备，使日本拥有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交战权。
日本首相的修宪言行反过来又极大地鼓舞了右翼势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