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慰劳使节年后出发，实际李璋当晚便快马赶往西北。这本来就是一次借着慰劳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调防，越早成功，在契丹使节到汴京的时候朝中就有更多的主动权。
赵祯说欠徐平一个人情，不是徐平同意了陇右军调往河北。那本来就是朝廷的兵，五军现在是由枢密院直辖，吕夷简完全可以用札子知会徐平的同时，直接让其中几军东移。
从经略、安抚、招讨、都部署等一大堆司，改制为都护府，为的就是把统兵权从帅臣手中完全剥离，边帅只剩下用兵权。改制已经完成，陇右五军实际上成为上面没有三衙的几支朝廷手中的重兵，原则上与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诸军没有区别。以后军制改革三衙也极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职权重新调整，真正成为统兵机构。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三衙只管业务，与枢密院的关系匣清。
改制之后的三衙与枢密院，将会减少互相牵制，而更多的是各自职权不同。
军队日常管理由三衙负责，而军事指挥之权则归枢密院，前线用兵的帅臣则由皇帝通过枢密院给予指挥权力。制度设计上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变的只是三衙作为机构的权力增大了，而其下各统兵官的权力缩小了，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被本衙门从统兵官手里收了上去。枢密院的权力并没有增多，这个衙门名义上本来就是掌一国军政，增无可增。枢密院地位上升，来自于把那些因为各衙门牵制有名无实的权力坐实，夺的是帅臣和各级统兵官的权力。徐平的改制，本来就是把权力从统兵官手中，用制度收到衙门手中。
以后不管是文官武将，统兵用兵，掌兵权都是因为你任这个职位，职位一变，则兵权自然消失。从士卒到各级将领，将越来越向制度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在制度成为主体之后，实际废除了阶级法。制度化加强，人的影响减小，从表面看起来，那就是不管是三衙还是枢密院，还是各军，都将补入大量僚佐。这些没有统兵权的僚佐，将不再由各级统兵官决定其命运，而是同时对统兵官和上面的职权机构负责。与统兵官起了矛盾，自有上司为其掌腰。他们不管军，但却把大量统兵权从统兵官手中夺到了制度手中。
陇右五军十将被视为管军，便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不在三衙之内的管军大将，不只是待遇，他们的职权范围就是如此。历史上也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三衙的八个管军大将之位慢慢开始成为虚衔，三衙的权力向几支大军的统兵官下移。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并不是徐平心血来潮，他不过是让这种进程带了自己的色彩，带上了千年后的管理模式。
让赵祯觉得欠了徐平一个情的，是没有想到徐平建议调防河北、河东的，会是他属下的桑怿和高大全这两支主力。本来赵祯和吕夷简只是想从刘兼济、张亢和曹克明中选一两人东移，能够给契丹造成足够的威慑即可。
在吕夷简看来，契丹夷狄本性，畏强侮怯，只要把陇右连战连胜的一两支大军移向契丹方向，就足够吓住他们。契丹本就是大宋宿敌，哪怕与党项开战，河北、河东两路也一直留有数十万大军，防的就是契丹南下。如果觉得不够，吕夷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示以赵祯将亲征，以强碰强，让耶律宗真死了用大军来勒索的心思。不是你大军南下，真惹急了是大宋皇帝要亲征，北上收复幽燕，看看这个时候到底是谁怕谁。
毕竟如果与党项的议和谈判破裂，徐平还是要挥师北上，攻韦州，占兴、灵二州，才可以彻底砍断党项再起的根基。而且以后不只是党项，陇右还要有足够的兵力，震慑河湟唃厮啰和河西诸郡。不能够灭了一个元昊再起来数个元昊，徐平要用兵的地方还很多。
陇右说是五军，实际上只有桑怿和高大全两军是齐装满员，其余三军只有编制一半左右的兵力。把泾原路的禁军拣选补入，尚需时日整训，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桑怿和高大全两军东移，徐平的二十万大军就一下去了大半战力，赵祯着实有点感动。
把困难自己扛，尽量让别人轻松，这十几年来徐平一直如此。现在为帅一方，还是给了朝廷这个便利。手握桑怿和高大全两支战力最强的重兵，吕夷简说的建都大名，示以亲征可就不只是吓唬契丹了，真逼急了，赵祯还真有这个底气到大名府走一趟。
当年太祖手中十余万禁军，便虎视四方，混一宇内。赵祯有数十万禁军做底，再有桑怿和高大全两支常胜之师，就与契丹战于河北也并不那么害怕。天都山一战，把党项彻底打残，现在整个朝廷的战意已经起来，就连赵祯也觉得北方强敌实际没那么可怕。
朝中上上下下，虽然没有人明着提出来，但都把桑怿和高大全两人视为徐平亲信。徐平与桑怿相识于微末之时，桑怿发迹也是到徐平之下的邕州为官，两人的关系不能不惹人联想。高大全更不用说，本是徐平家中佣奴，机缘巧合参军作战，一路军功升上来。
徐平一直要用制度来收缴统兵官的权力，但有桑怿和高大全在身边为将，就摆脱不了拥兵一方的嫌疑。让这两人统兵离开陇右，既是徐平自己避嫌，也是为这两人前途考虑。
做这样的安排，徐平未尝没有既然契丹信心满满地牵扯进来，那便干脆拉其下水接着再打一仗的想法。此时的党项已经可以指日可灭，元昊求和只能是一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