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田庄员外善待庄客，必须有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范待制说得对，如果朝廷对事情听之任之，主家必然会让庄客作牛作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征之史册，从魏晋到隋唐，庄园里的部曲奴婢生不如死，人命不如牛马。我虽愚昧，这些事情还是知道的。但到本朝，严禁私奴婢，无论主户客户，都一样是朝廷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不是为了征赋税，而是让他们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主家手里，不再是如牛马一样的财物，而真真切切地是人，是朝廷可以使用的人力。”
士大夫的基本功就是读史，汲取古代的智慧，验之当世。徐平说的这些，范仲淹当然是烂熟于胸，不然他也不会对徐平做的事情有如此多的疑虑。
“范待制，现在两京周围，旷野千里，几十年来，朝廷花了无数心力，依然无法改观。两汉时候，这里的人口是现在的二十倍之多，就是隋朝，人口也是现在十倍。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怎么就养不了那么多人了呢？原因当然是很多，如果一条一条列出来，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但有一点最根本，中原土地平旷，虽说是沃土，但与江淮相比却贫瘠得多。中间黄河又水患不断，几乎年年成灾。都说小农耕田，三年应当存下一年的粮，但现在的中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可是不多。隋唐开漕运，自然是为了供应京城而不得不为，但也让中原粮价直接与江淮拉平。江淮的土地都还开垦不尽，中原这里的地怎么开垦出来都是赔钱，是也不是？中原是三京所在，天下根本，这样下去终归是朝廷隐患。”
这种宏观的经济分析就不是范仲淹擅长的了，听了徐平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漕运对中原的农业有巨大的抑制作用，当然是没有错，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各地的种地成本不同，有多少是因为官府强行平抑粮价，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了。不过中原一带的恢复，确实是京城迁走漕运改道之后的事。
“中原耕种田土不容易，如果换在其他地方倒也罢了，无非粮价高一些。但三京是朝廷根本所在，粮价高不起来。周围的百姓，很多宁可进京城里面做闲汉，都不愿意耕种土地。这是大势，可不是靠奖励农耕就能解决的。大农庄与小农相比，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好的农具，修水利改良土地。他们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财富，也比小农更能对抗不断的天灾，就能把周围的土地开垦起来。到农庄里做庄客，怎么也比在京城里做游手好闲的闲汉好，这些闲汉不知惹出了多少事情！”
范仲淹缓缓地道：“兴建农庄的好处徐待制已经说得清楚了，我也听清楚了，那各种弊端呢？如何防止前朝虐待奴婢的事情重演。”
“这些弊端是大农庄与生俱来的，无论如何也无法防止。”说到这里，徐平抬手止住要开反驳的范仲淹。“但天下间的事情，哪里有十全十美没有弊端的呢？就如范待制要让小农安居乐业，又何偿没有难以开垦荒地的弊端。朝廷要做的，只有扬长避短，用朝廷的力量把这些弊端的影响减小到最小。如凡是农庄庄客，都必须有官府认证的契约，时限还不能太长，庄客不满意了能够另换别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朝廷自己也要参与进去开农庄，给庄客的待遇立个标杆，在别家干得不满意了，庄客可以到官府开的农庄来。”
说到这里，徐平笑了笑：“如此做，范待制不要说三司与民争利就好。”
“我没有那样食古不化。不过，徐待制有把握把这些事情做好？”
“不做又怎么知道能不能做好呢？事情只要利弊分析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就认真踏实地去做事了。事事瞻前顾后，停在这里，总不是办法。”
范仲淹看着眼前浩瀚的金明池，想了一会，点头道：“既然徐待制已经把事情都想的清楚，想来是有几分把握。这样吧，过两天我上个奏章，提请此事诸司集议，如何？”
“好，如此最好，话说在前面，总好过到时七嘴八舌。”
徐平知道范仲淹的意思是相关几个衙门聚在一起，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防范的措施全都一一讲明白。这也不是坏事，徐平并不反对。再者说了，范仲淹只是判国子监，又不是宰执，他的奏章上去有没有人理还是个问题呢。
大的政策变更自然是会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哪怕是同样的处境，对有的人来说是机会，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人生绝路，并没有一定之规。
人生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算好，社会也一样是这样，执政者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其他的便只好因势利导。让好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让弊端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三司总揽天下钱粮，不管商业农业，手中握有一些实业都是必要的。不仅仅是其利润可以补充国库，而且还可以引领行业的技术进步，甚至调节受雇佣人的待遇。这就是一个缓冲器，可以减少原先的农业社会受到的冲击，缓和社会的矛盾。当然，如果三司办的农场里庄客的待遇还不如其他人家，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管理的官员要砍头了。
本来朝廷握有这些实业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容易明确追责，管理的官员有配合朝廷政策的义务，做不到就要受惩罚。而不像对私人农庄，不管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损坏了他们的利益便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