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徐平的话，晏殊叹了口气：“唉，吕相公为人，岂会善罢甘休！”
徐平苦笑，想了想还是说道：“学士，依下官看来，吕相公还是会让一步的。宰相便就要有宰相的气量，主持朝政本就任人评说，本朝不塞言路，范待制做的并不出格。”
晏殊眼睛一亮：“龙图是说，此事会就此过去？”
“怕的就是，吕相公肯让一步，范待制不肯退，非要让吕相公离开政事堂不可。宰相百官之首，合适不合适，只有君王可以评鉴。真到这一步，那”
徐平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晏殊想了又想，脸色非常不好看，口中喃喃道：“范希文总不会如此固执，吕相公能够退让，他还有什么不能退的？”这话说出来，显然他自己都不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徐平前世在课文里学到，也是心神激荡，为先贤的人格所倾倒。但真地遇到了身体力行的范仲淹，而且同朝为官，徐平是真地又敬又怕，怕还多于敬。范仲淹本人算不上学术大家，但是这个年代的学术大家大半都受过他的提携与引荐，范仲淹的为官与为人，深刻地影响了两宋。
在徐平前世与范仲淹有关的还有另一句话，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前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到这个年代真正体会到，与前世的感想就大不相同了。为己任的是天下，是百姓，是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但唯独这话里是没有君王的。以为范仲淹这些人会愚忠，只能说徐平前世的误会好大，这几年结结实实地被教训了。
以大道佐君王，匡扶天下，拯百姓于水火，这些前世形容这些官员的句子，现在的徐平想起来就别是一番滋味，有的时候他真地想求求这些人思想不要这么高尚。对于君王用一个“佐”字，百姓是拯，天下是匡扶，这些用词就已经体现了这些人的态度。所以才有范仲淹赞寇准左右君王是天下大忠，在他们的心里，不管君王百姓，都是从属于天下的。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换句话说，认准了这个理，别说是撞破南墙，就是自己粉身碎骨，都绝不后退，万死不辞！
范仲淹会退步？这次他死都不会退！正是看出了这一点，徐平才觉得无奈，甚至连与晏殊和杨告讨论一下这事情的兴致都没有。
范仲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有的时候徐平甚至希望自己也做一个这样的人。
问题不在范仲淹等人的态度上，而在于那一个他们坚持的道字上。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拼命实现的，甚至不计较个人荣辱，不计较生前身后，哪怕永坠地狱也要为之不屈不挠奋斗的，那一个道是不是真地存在？是不是真地正确？范仲淹等人开始树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虔诚，但要远远比宗教虔诚更加决绝的精神，这种精神每当中国处于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便就愈加散发出光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时候这种精神，最加可贵。
这种光茫现在的徐平都要退避三舍，与范仲淹一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远不近的关系。道不同，不相与谋，徐平坚持的道路与范仲淹等人不一样。
从入朝为天章阁待制，经过了这几年的京城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范仲淹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奸佞小人，是天下不能太平富足的最大阻碍，要想朝政清明，就必须赶走这个小人。现在，范仲淹要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了。
他不考虑身家性命，不考虑个人荣辱，做了最坏的打算，要与吕夷简同归于尽。既然吕夷简是小人，自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范仲淹甚至不考虑自己这么做合不合朝廷法例，也不考虑别人怎么看。
这是让徐平最无语的，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就跟吕夷简对京西路的经济问题非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一样，让徐平无所适从。在他想来，大家能不能好好坐下来，问题分析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这样天马行空。
范仲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但是他即使失败了，吕夷简从此也要背上道德的包袱。徐平从来不忽视道德的力量，吕夷简在政事堂掌权的时间和做的事情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宰相，但他的官声，他在政坛上的能量，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与这种地位远远不相衬。以吕夷简现在的权势，如果有王旦哪怕是王曾那样非权力之外的能量，他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京西路问题，徐平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哪里像现在，徐平公然招集京西路官员写《富国安民策》，与吕夷简对抗。
范仲淹怎么败给吕夷简，吕夷简就会怎么败给自己，对这一点徐平深信不疑。最多最多，也就是中间多些波折罢了。徐平担心的，是如同吕夷简斗败范仲淹背上道德包袱，自己到时倒斗吕夷简，也会背上政治包袱。这种政治包袱，会严重影响改革的进程。
范仲淹的精神能量，适于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在生死亡之际需要什么便就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显眼，一腔热血洒错地方也难。但是用于兴国对大家来说实在太累了。虽然他认为现在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大道不昌，国事艰难，外有强敌，内部弊端丛生。但实际上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是冷静下来，大家好言好语好好做事得好。
吕夷简玩弄权势的手段适于守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