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磨剑，终于要到了扬眉出鞘的时候了。陈文强坐在前往汉口的轮船上，思绪随着船的起伏而翻腾不止。虽然还不到十年，可他付出的艰辛，取得的成绩，别人就算再花十年也未必能够达到。
盘点一下，复兴会的实力绝对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
合资银行，这个融资的聚宝盆，不仅拥有纸钞发行权，还吸收了大量的商人和民间资本。与别的钱庄不同，联合银行的纸钞印制精美，币值稳定，扩展迅速，在南方已经拥有了很强大的信用度。
特别是侨资、德资、美资的注入和附股，对于联合银行能声名远震，并具有准国际银行的功能，当然是影响巨大的。在1907年联合银行增资扩股时，原来意存观望的国内巨商大贾纷纷出马，联合银行的新股份被疯抢一空。
钢铁厂、洋灰厂、火柴厂、制碱厂纷纷建成投产，虽然陈文强只是浅尝即止，这些工厂的规模并不大，但这是发展的基础，也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由于吸纳了大批留洋华人，并聘请了大批德美工程师，科学技术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而复兴会不仅在国外发展势头强劲，在国内的发展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由于始终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新军的渗透上，并且采取了积蓄实力，待机而动的策略，虽然除了西南以外，其他省份的动静不大，但其中蕴含的爆发力却已经是非常可观。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大旗的矗立，使无数英雄俊杰投身其中，无数一流精英成为复兴会中坚。
由于陈文强的坚持和努力，复兴会建立伊始便将工作重点放在运动新军上。特别是东京支部竭力发展留日士官生，隐忍多年后，如今成效极大。其中又以湖北、广东成绩最好。如今加入复兴会外围组织广东书报阅览社的官兵已超过三千人，占广东新军一半以上。
对于发展各地新军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依赖于复兴会已经形成的一整套完整、周密的布署，以及晚清时清政府对报业管制得越来越松。
首先是建立一支立足于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传队伍。据后世披露的复兴会档案记载，在各地先后投身于革命宣传事业的有上千人人。当他们的报刊被清廷官府查封后，又重组报刊或变名出版，至于为筹集经费而毁家纾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革命报刊从一开始创办，便立足于新军和小知识分子的发动，以“下等社会”为主要的宣传对象。并在军营中设立了报纸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同时还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制。他们不仅建立了有效的宣传网络，直接将报刊发行到新军营队的分销系统，而且通过“营代表”的建制，单线秘密传送消息，这就使信息传递迅速，很少被破获。
由于动员了众多的复兴会会员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使象科学补习所、报刊阅览社、文学社之类的复兴会外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众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巨大的。
以湖北新军为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数量为三千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
再说报业的宽松，以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苏报》案爆发后，清政府对于报人几乎就没辙了，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官府实在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呀，或是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照旧办报。
当然。对革命宣传得太直白了也不是好策略。而只要把先进的民主思想和西方政治的特点反复叙述，并诉说国家遭到的屈辱，以及官僚的贪污**，以激起民众的不满，也就达到了目的。
革命本就会因人们的思想教育、认知水平等等有着各自的理解，有的人把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有的人把革命当成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的必要手段；有的人想投机革命达到个人的目的……
既然不可能使民众的认知达到一致，或者准确地说是达到真正革命者所要达到的思想层次，那就使大多数人对现政权不满、厌恶，认为改变将对自己有利，在坏政权有被推翻的可能时袖手旁观，或是顺手助力，革命大业的成功也就有了社会基础。
陈文强就是有这种本事，能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能把看似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复杂化是给专业人士来干的，简单化则是要普遍大众理解或相信的。
…………
就在陈文强思索着、衡量着、分析着、判断着诸多事情时，一双柔软的小手从后面伸过来，轻轻拿捏着他的肩膀。
能不被戒备地走到陈文强身后，甚至能让陈文强继续保持着松驰状态的人，现在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妻子阿萱。
陈文强的事业很大，阿萱却并不想干预过问，准确地说，陈文强告诉她的她知道，不告诉她的她不追根究底。大概也正是这种随和的性子，令陈文强感到满意和舒适。
爱情，浪漫？陈文强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心理年龄。但这并不表示他不爱阿萱，而且他也确认阿萱爱他。
“听说新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是个贪官？”阿萱被陈文强抓住了手，便趴在他的背上，贴着他的耳朵说话，“为什么不躲着他，还要去武汉？怕是要破费一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