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还召开全体教工大会，在会上，公开地评论，结果，陶老师的票数少于韩老师的票数，就连陶老师给介绍对象的年轻女教师李春燕都投了韩老师一票，这下子，陶老师夫妇非常地生李春燕的气，认为她立场错了，忘恩负义。而且，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态，陶老师与一些人因为表态没有投她的票而产生了矛盾，不仅仅是陶老师和一些人产生了矛盾，就是其他人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后来不久，学校要调几个人记却留下了陶老师，把与她有矛盾的周老师等人调走了。当然了，这被调走的几个人中，也有是赵书记不喜欢的人。不久，陶老师夫妇自己活动，去了外地，这，赵书记该做何感想呢？这样的工资涨法，反而造成了矛盾，社会怎么和谐呀？
以后，多次地涨工资，都没有这种涨法了，人与人之间，相差无几，怎么区别不是好办的，除非是个别的真正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大家才能服气。
从邓的治国路线之后，涨工资的频率加大了，记得从江执政以来，到胡、习，涨工资的次数，一个比一个高，歀数也多，具体的，我没有记载，大体上，江时代，涨的次数最少，歀数也最少，大概，涨一次，也就二十多元吧。到了胡时代，多了，多到百元以上。到了习时代，也就是说，他是在二○一二年执政的，年年涨，而且数额也大。
最近几年，国家重视了企业人员的工资调整，年年给企业人员涨工资，企业人员的工资，比事业人员少，而且，差额还比较大呢，应该给企业人员多涨点儿工资，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和事业人员的工资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事实上却不如此，差额还比较悬殊的，也确实欠缺合理性，况且，从一九九九年，甚至更早，很多企业都倒闭了，工人们下岗了，不更应该关照他们吗？
远的不说，就二○○八年以来，逐渐涨的工资额，到这次涨之后，我的退休金，几乎是二○○八年的两倍，每天呆在家里，国家就给百八的，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不仅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到老了，也都有退休金，当然，是指有工作的人员了。这项政策，可是太好了，不然的话，年老体衰，怎么能再去工作挣钱来养活自己呢？指儿女吗，那可不一定指得上，或者说，根本指不上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年涨工资，实在是太好了，尤其是今年，涨的真多呀，还是那句话，好好地活着，在家里呆着，每天都有百八的收入，吃穿不愁，何乐而不为呢？我们都希望，年年涨工资，涨的越多越好，当然，要根据国家的实力喽。
二○一五年元月的第二件新事，就是我家又买了电饭煲了。我家搬到佳城后，买了新房，买了几样家电，花了几万块，因为买了好几样，款额还比较大，卖方就赠送大勺、电饭煲等，其他还有零零碎碎的什物。不久，我和老公又去了商业城，买了一个大勺。二○一三年，我在佳纺早市买了一个电磁炉，外赠一个大勺，这样，家里就有四个大勺了，两个电饭煲。
做饭的是老公，他主张做饭多做，我反对，因为，剩大米饭，一热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像鱼籽似的硬而无味。我主张少做，够两人吃一顿的就行。每顿饭，都做新的，好吃。老公终于同意了。
所以，我家不剩饭，顿顿吃新饭。老公说：“只做两口人的饭，太少，用大电饭煲太不好做，再买个小点儿的电饭锅吧。”于是，在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老公在家附近的利威日杂买个小电饭锅，这个电饭锅，是两升的，结果呢，一做饭，从锅盖上冒出饭汤来，都流到桌子上了，黏黏糊糊的，很烦人的，老公只好用一条毛巾沾湿了，围在锅盖上面，这样，流到桌子上的就少多了，但是还有的，并且，毛巾上都是黏黏糊糊的，不好洗。
老公还是觉得很烦恼，我主张再买个电饭煲。因为，电饭煲是封闭的，严密不漏汤的，当时，买这个小电饭锅的时候，忘记了电饭锅封闭不严实，有漏汤的现象，老公没有表态，他可能是舍不得废弃这个刚刚买不久的电饭锅吧。
我几次地说服他，他终于同意了，在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我跑了百货大楼、两个广汇家电、一个国美家电、大润发超市、苏宁电器，最后，在正方家电买了一个两升的小电饭煲，样式很美观，价格也不贵，这回，做饭的老公就没有烦恼了。
二○一五年元月的第三件新事，就是我家的枕头装上了荞麦皮了。原来，我家有四个枕头，全是新的，不是买来的，是一个有钱的女人，不要了，给了侄儿，侄儿给了我，当时，我们刚刚从bj搬来，没有枕头。枕头瓤子，都是晴纶棉的，一枕上去，发热，尤其是夏天，更是难受，但我还不曾想起换瓤子，换成荞麦皮的，我的妹妹去世后，妹夫又找个女人，由于这个关系，我们还是和她来往，她说：“二姐，这枕头太热了，换成荞麦皮的吧。”
经过她一提醒，我就买了十斤荞麦皮，缝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