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垄断是最赚钱的。
而韩国，有很多垄断财阀！
大企业集团(资产在2万亿韩元以上的企业)在韩国也被称作财阀(chaebul)，多实行家族式经营。财阀是韩国经济的支柱，根据韩国“财阀网”、韩国统计厅和韩国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资料，2012年，韩国名列前茅的四大企业集团——三星、现代汽车、（乐金）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当年韩国gdp的64。
仅三星集团属下的旗舰企业三星电子，2012年销售额为201万亿韩元(约合1827亿美元)，占当年韩国gdp的18。2011年，三星电子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20，三星电子的股票市值占韩国股市的25。三星在韩国社会垄断性的影响让很多韩国人将韩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
三星可以说是韩国大财阀在韩国所具有的垄断地位的一个缩影。
韩国大财阀集团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有垄断性的优势地位，还不断地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乃至其他领域扩展，不断挤压原有的韩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再以头号财阀三星为例，三星目前拥有子公司79家，是25年前的两倍。公司所涵盖的业务包括电子、房地产（包括酒店和娱乐设施）、建筑、金融保险、汽车、航空、造船、机械制造、化学（包括石化）、纺织、医疗设备制造、制药、电力、广告、绿色技术等，甚至还控制着几家知名报纸和球队。
所以说韩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三星的话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几大巨头之间有时还会合谋操纵某一行业的产品价格。虽然韩国政府多次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限制财阀的业务经营范围，但几大财阀在韩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从业务范围以及垄断程度上来看，连中国的很多大型垄断国企都不能及。
垄断财阀对韩国政治可谓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韩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结束威权体制，完成政治民主化改革之后，其所借鉴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开始逐步发挥作用。而包括政治选举和多党制在内的民主形式本身就足以影响财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财阀可以通过向总统及其执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来“购买”政府的支持。
总统及其执政党则利用财阀提取政治资金来支持和操纵选举，维系其政治生命。这一点，从美国大选可以看得尤为清晰，拉到最多“捐款”的总统候选人往往才能赢得最终的大选。
因此，“官商勾结”、“黑金政治”成为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现象。
通过政治献金的方式来资助候选人是财阀发挥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献金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资金”，还不如说是一种“政策回扣”。如果政治家认为自己对企业的支持没有得到“等价”的政治资金，财阀就会遭到报复。
1983年，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当主要的财阀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拒绝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
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几个星期内倒闭。而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韩国历届总统无一不或多或少的卷入“政治献金”的丑闻当中。
这种利益交换现象虽然在十年后的韩国已不那么猖獗，但没有大企业的支持，现任总统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参与竞选，更不用说当选。
除选举外，大财阀在政府决策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994年韩国政府做出了由sk集团主营新兴的第二代移动通讯产业的决定，但是fki讨论后，推翻了政府的决定，另向政府“推荐”参与该产业的企业。
韩国政府首脑往往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抉择”，其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韩国政府虽然会推荐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fki的领导职务，但财阀会很乐意接受这些推荐人选，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人来保持和政策决策核心的联系渠道。
另外财阀高层还通过联姻或直接参政的方式影响其与政府的关系。财阀联姻的特点是：他们一般将自己的女儿嫁到财阀家庭，而为儿子娶来政府高官的女儿。
如三星创办人李秉喆通过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婚姻，均与政界、商界名流建立了友谊和姻亲关系，这让其在韩国社会的地位更加稳固。而直接参政的典型代表当属曾经创立了“统一国民党”的现代集团创办人郑周永（名誉主席身份），从而可以直接参与韩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
虽然财阀对韩国的政治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还没有达到左右政府的程度，反而是政府居主导地位左右财阀的发展和存在。韩国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手段警告和打击那些“不听话”的财阀。
例如1995年sk集团社长崔钟贤在连任fki会长的仪式上，批评政府基于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稳定经济的举措，反对政府实行的高利率政策和通过贸易公平法对财阀章鱼式扩张的限制。
但是sk集团马上收到了政府的税务调查通知，当专门针对sk集团的税务调查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崔钟贤不得不公开声明取消自己在fki上的发言，并不再公开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言论。
韩国的财阀阶层是韩国威权政府扶植的产物，已经深入韩国社会的肌体。
虽然朴槿惠上台后提出要扶植中小企业，转变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