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提出的所有条件，立即就被德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五项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加上德国人提出的“实物偿还原则”和“欧洲代工厂计划”合在一起变成了所谓的《凯恩斯计划》。在1923年底就被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卢森堡等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的国家所接受。
而法国人则在1923年12月原则上接受了《凯恩斯计划》，因为法国大右pai政府在11月底下台——由于法国在鲁尔问题上的孤立程度超过了原本的历史，所以“民族集团”也比历史上早了6个多月下台。
新上任的“左yi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就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他的主持下，法国很快就接受了《凯恩斯计划》，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也在从《凯恩斯计划》正式实行的4月1日开始撤退（一年内撤完）。
鲁尔问题至此，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但是货币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由巨额对德索赔引起的只是货币战争的第一轮较量。最后以德国的“有条件投降”和英镑暂时压倒美元而告终。
可是美元和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英镑的胜利仅仅是暂时性的。
而英镑和美元的斗争，暂时和赫斯曼上校无关。他在“德国专家委员会”中的任务非常短暂，在鲁尔问题结束时就已经退出了，仿佛就是个过客。
而在鲁尔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之后，赫斯曼和克洛伊两人，就带着他们3岁的儿子鲁道夫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他和克洛伊是去探望他们的老朋友列宁的——列宁已经病入膏肓，很快就要永远离开他的国家和人民了。
“在第一次中风后，列宁同志的健康就每况愈下，在1922年5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右侧部分偏瘫。到了去年3月又发生了第三次中风，此后就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到了去年年底，情况有恶化了一些，看来是不长久了……”
在飞往莫斯科的一架属于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j.23客机（是包机）上，瓦西里.黄用异常凝重的语气介绍着列宁的病情。他也是赫斯曼在1917年和1918年间结识的“中国红军”，曾经在1919年就读于专门传授游击战知识的“特种技术学校”，后来又参加了匈牙利战争，在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布达佩斯陷落后，他又被苏联红军派到波罗的留学（是苏德军事交流项目），在里加军官学校（原旦泽军官学校）接受训练，同时还在军官学校的航空训练班学会了飞行。之后一度返回苏联担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教官（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24年1月初又回到了柏林，给赫斯曼带来了列宁将不久于世的消息。
实际上赫斯曼早就知道个消息了——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后，苏联没有以前那么密不透风了。史塔西的特务多少可以搜集到一些情报，其中就有列宁同志的病情。
这在苏联可是一件大事！而且在列宁病重期间，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端倪……
“他是不是快要离开人世了。”克洛伊刚刚把小鲁道夫哄睡着了，就走过来参加讨论了。
瓦西里.黄点点头，叹息道：“是啊，就快要离开了。而我也要离开了……”
“你？”克洛伊看了看眼前这个中国人，气色很好，没有得病的样子。
“你要离开苏联了？”赫斯曼仿佛想到了什么。“是回中国去吗？”
转眼的功夫，他已经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快有7年了。现在已经是1924年……中国正在引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
“呵呵，这你也知道！”瓦西里.黄笑了笑，“是的，我是要回中国了和红军里面一位中国师长任辅臣（因为赫斯曼提贩卖了许多武器给红军，使得红军在早期的伤亡较小，任辅臣也得以幸存，还从团长一路升到了师长）一起回国。路德维希，你知道吗，中国革命家孙逸仙博士已经决定要同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合作了。他准备在广州开办一所军校，培养革命军官，我会去担任这所军校的副教育长，任辅臣同志会担任副校长。”
黄埔军校副校长和副教育长？听上去很有前途啊！赫斯曼微微点了下头，“瓦西里，你需要我的帮助吗？教官和武器，如果数量不多，我可以想点办法。”
赫斯曼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向广东派出军事顾问了。德国历史上一直有输出军事顾问的传统，在一战战败后，这项特殊的“劳务输出”业务也没有停止。外派军事顾问不仅可以解决一些退役军官和士官的再就业问题，还可以趁机锻炼队伍，让总参可以时刻掌握最新的战争模式。
不过德军现在的行事却谨慎了不少，“劳务输出”被分成了合法和非法两个部分。合法部分由总参政治处负责，向外国合法政府派遣军事顾问。非法部分则由情报处负责，设立了“民间劳务输出机构”——条顿武士公司，专门向外国的“非法武装”派遣军事顾问。而孙中山的军队不归中国合法的北京政府管辖，自然是非法武装力量。派军事顾问去支持孙中山的业务，当然是赫斯曼管辖的。
“教官我们会派的，武器……枪炮弹药我们有的是，也有办法运去中国。”瓦西里.黄思索着说。
这个时代的中国正在遭受武器禁运，是美国人发起的。据说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用进口的武器打内战，不过真的想把武器运往中国的国家，总归是能找到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