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西河口刑场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各界民众齐聚在临时搭建的高台前面，倾听革命军军法官李铮鸣用铁皮喇叭吼出的决定和判决。
身穿将军服的安毅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两旁分别是胡家林、尹继南、杨斌、曲慕辰等人。
随着李铮鸣的执行命令发出，价值三十余万元的一百四十七箱鸦片被堆放在高台正前方的硕大柴堆上，四名左臂带上红袖章的执法官端起大桶煤油，奋力浇在柴堆上方和四周，八名手持火把的官兵远远地站立在柴堆四方。
随后，七名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毒贩被带到数万群众面前，一个个被三人一组的执法官兵按在柴堆正前方，七支黝黑发亮的驳壳枪缓缓顶在死囚的后心上。
“点火！行刑”
八支火把整齐飞到柴堆之上，“轰”的一声，激起数丈高的火焰，浓烈的烟雾腾腾升起，鸦片烟特有的浓郁气味随之飘向四方，万民一片沸腾欢呼雀跃，学生团体率先喊出的“消灭鸦片，革命万岁”的口号得到全场呼应，铁路工人工会也不甘示弱，“北伐军万岁”、“打倒一切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接踵响起，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在七声枪响过后宛如排山倒海般一浪高过一浪，审判大会至此达到**。
大火缓缓熄灭，成千上万的民众满怀激动地高呼口号有序退场，主席台上的社会各团体代表与安毅等将校热情握手，依依话别。
安毅的临时管制措施在焚烧鸦片和惩办罪犯的同时，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毕竟谁都需要一种稳定有序的生活方式，何况安毅并非是禁止社会团体的活动，而是要求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在有效的监控之下进行，避免出现不同势力之间因活动而爆发冲突甚至流血伤亡事件。
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昆山革命军的义举，对革命军独立团、模范营和安毅将军予以很高的评价和赞颂，以稳健客观闻名报界的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革命军安毅团的焚烟义举，并配以专题社论，安毅的大名再一次为全国各界所熟悉，“军中典范”、“革命将领”、“北伐名将”等等光环让安毅的英雄形象显得无比高大，安毅从此成为名震全国的风云人物。
达到目的的安毅将精力转到了所部的训练和思想教育上，随着第一军各师选送的五百名士官陆续到来，团部旁边的模范营驻地同丰大营热闹非凡，嘹亮的军号和雄壮的口令响个不停。
由于这个时候，叶成、曲慕辰和杨飞等五名主官已经启程前往南昌总部，参加留学欧美军校的全军选拔考试，安毅在无人可以替代的情况下，不得不亲自兼任教导队队长和士官培训班训练主任的职务。
安毅紧急任命团副胡家林、团教导员尹继南为训练班副主任和教导员，并抽调四营长顾长风中校、警卫连连副颜开泰上尉等一批能力出众、战功累累的军事主官担任士官培训教官，按照士官们的个人志愿分成工兵、侦察兵、迫击炮兵三个暂编连，开始了紧张的军事教学任务。
令安毅无比头痛的是，由于报纸的连续报道和《模范营》一书的热销，数以千计的热血青年一批批涌向昆山，聚集在同丰大营和独立团团部大门外，一份份入伍申请和一封封高校的邀请函堆满安毅的办公桌上，其中竟有两百余名毕业于师范和全国各院校的女生聚集在团部门前。
已经等候了三天的姑娘们声称，如果安将军再不予以接见并批准她们入伍，就会在大门前静坐绝食，直到事情圆满解决为止。
……四月三日，与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在本质上决裂的蒋介石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召开了不被法律所认可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特别会议”以后，立刻盛情邀请军事势力强大的李宗仁和刚从巴黎回到上海的汪精卫洽谈和商议，企图将此二人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与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等人分庭抗礼，然后再战而胜之。
李宗仁没有直接来见蒋介石，而是驱车前往位于龙华的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部找白崇禧商议。
轿车距离白崇禧的司令部尚有几条街，就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数万工人游行队伍堵在了外面。李宗仁正好没有穿将军服，等待良久只能下车混进人群，在三名贴身侍卫护送下缓缓向白崇禧的司令部移动。
好不容易从侧门进入司令部，李宗仁看到白崇禧劈头就问：
“健生，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外面数万工人如此激动？”
白崇禧颇为恼火地回答：“上海滩发生点军民小矛盾，工人就兴师动众前来要求小弟出面接见解释清楚，岂有此理！我堂堂革命军上将岂能受此要挟而自降身份？”
李宗仁点点头长叹一声：“完全失控了，失控了！不仅上海如此，广州、长沙、武汉、南昌莫不如此，所有工农运动均为左派所操纵，终日无所事事只知游行示威，致使百业瘫痪，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不罢不休，就连我七军位于长沙、武昌的两个兵站也被迫关闭了，后方给养兵员无法输送过来。
若非我七军军部及时迁往汉口与中央党部比邻而居，恐怕驻守官兵连饭都没得吃，再不予以解决及时接济，我军四万余将士恐怕就会陷入饥寒交迫之中了。”
白崇禧将李宗仁领入内室，奉茶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