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主任吃青菜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动人心弦。城市里干部下放、学生下放，又动员“成家户”下放。芜湖市某居委会主任年年红送下放户刘步新到磨墩村安家落户。磨墩村的革委会主任（当时的村官）安排了接待饭。年年红作为送下放户来的城里人代表，受到了热情款待。席上，有一碗是新上来的青菜苔，由于是早春的新鲜菜，加上橱工做得好，年主任特别喜欢吃。他甚至觉得这极其普通的家常菜，却鲜美无比，甚至美不胜收。回家后总是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年年红吃过了青菜苔以后，引发了许多联想：这青菜苔只是极其普通的蔬菜，能有这么好吃，说明任何东西还是自己生产的为好。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是农村生产的，随吃随采，新鲜好吃。我们在市场里买回来，总没有这么可口。荤菜中的家禽家畜是农村饲养的，要吃现宰，新鲜方便；禽蛋多得吃不了，拿到街上来卖。农村吃用的水，甘甜清冽，可以任意享受，不像城里，要花钱买，还难做到清洁卫生。农村里的风光旷阔怡人，又自然清新；不像城里的风景，人工点缀，虽然好看，却显得做作。农村人劳动常常同时唱歌，比城里人锻炼身体还优雅。总之，农村实在是十全十美的好地方，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于是，她居委会主任也不想当了，却冠冕堂皇地要求“不在城里吃闲饭，要到农村闹革命”。
年年红有一个表兄叫骆玉昆。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好，按照政策，也不在下放之列。因为受了年年红的影响，趁着眼前“下放运动轰轰烈烈”的机会，也要到农村来“享受享受”。他跑到“上山下乡办公室”，坚决要求下放。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说他身体不好，不能下放；他把拳头在墙上擂得“咚咚”响，说他干劲大得很，完全能适应农业劳动。
当然，普通常识谁都知道，农村并不是他们所理想的美好天堂，所以，城里一般的人都不愿意下放。因此，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非常难做。这里的年年红和骆玉昆却坚决要求下放，特别是年年红连居委会主任都不当了，而坚决要求到农村去，真正难得。这对“上山下乡办公室”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于是，他们被当成了标兵和模范，年年红一家五口、骆玉昆一家三人，都被热热闹闹地送到了年主任曾经吃青菜苔的磨墩村来。
他们初来咋到时，国家有下放金；村里有安家粮。不用下地劳动，像在城里一样清闲着，日子仍然过得舒心适意。但是时间不长，下放金用完了，安家粮吃光了。而农村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地方，而他们又不适应农业生产。于是，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继而，困难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别说吃那些美味可口的菜肴了。到了这时候，他们才晓得农村并不像原来所理想的那么美好。
于是，他们向农村的政府，那时称“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告救。公社革命委员会为了配合当时的下放运动，很大方地对他们给予了照顾；同时，又要求村里，那时称生产队，给他们饭吃，要是不给饭吃，就是抵抗上山下乡运动，那帽子实在比碓臼（石头做的，加工大米用的石器）还重。生产队只好被动地陆续发点粮食给他们。同时，革命委员会还要求他们自己参加农业生产，力争自食其力。可是，他们虽然曾经下过决心，下地劳动，却无论如何也适应不来农业生产。这样，他们就厌恶起农业劳动来。因此，出勤的时间少得很；即使劳动，也没什么效益。生产队给点口粮，虽然不曾饿饭，却也只能维持艰难的生活。与城市里到月有钱有粮，无忧无虑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于是，他们又产生了要回城里的yù_wàng。
一日，他们自作主张，携带着家眷潜回了城里。可是，他们原来居住的房子已经分给了别人。就是回来，也没有了住处；他们找到了“上山下乡办公室”，却被告知：“没有政策安排不得回城，只有扎根农村，做个好社员（那时的农村是人民公社，农民都叫社员），才是出路。”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磨墩村。做不来农业，受不了体力劳累，只好蛮苦蛮撑。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为了让他们能够生存和应付国家政策，只好给他们饭吃、衣穿、和必要的钱用。虽然是不小的负担，也只好承受下来。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活也只能在“维持生命”的水平线上煎熬。
他们两家，一直“煎熬”到将近八十年代，国家政策大转变时，才被召回城去。从下放到回城，一共五年时间。由城里那优越无虑的生活，来遭受农村里的艰难困苦，实在是年年红一时冲动的结果。他们在农村的这几年里，到底苦到了什么程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是苦得见了黄胆！”
这两位对农村一知半解的人，本来不应该遭受这场苦楚；却因为吃了一碗青菜苔，产生了美妙的幻想，因而趋赶了潮头。年年红将农村看成了神仙世界，自己来了却遭受了苦难，这真是“看得农民像花鸟，不知农家多苦辛”呢？本文189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