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听曾国藩说：“打下牙齿和血吞”，点点头，对父亲曾国藩说：“朝廷虽然没有授予父亲督抚实职，但毕竟已经罢免了江西巡抚陈启迈，说明朝廷还是重视湘勇的。新任巡抚一定不敢再跟我们作对。”
曾国藩摇摇头，说：“或许我真是把世道人心看得太简单了。每一个官位都有自己的利益，换个人当巡抚，整个江西官场没有变，湘勇的处境未必会变好。不谈这个了，纪泽，你最近读书怎么样？在军营里也不要荒废了学业。”
曾纪泽回答说：“谨遵父亲教诲，孩儿每日睡前必读几页书，才睡得着。今晚夜已经深了，孩儿明天再来跟你汇报读书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曾纪泽去跟曾国藩禀安，顺便还带了几首近日的诗作，请曾国藩为他修改指正。
曾纪泽知道，历史上曾国藩每次给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信写得琐碎详尽，谈为人处世交朋友，谈身心道德修养，也谈到了作诗的事。他教给儿子读书的方法是：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要读《史记》《汉书》《庄子》《韩子》之类。每次曾纪泽寄来的文章，他都仔细批阅后再寄回去。所以不敢糊弄曾国藩，就写了三首古诗。
当曾国藩读到儿子“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这样豪迈而有气势的诗句时，有点吃惊，他原来一直认为儿子秉性气清，心胸淡泊，宜学陶渊明、孟浩然之诗。
曾国藩对曾纪泽说：“你的诗文最近有长进。文风貌似和以前也有变化。”
曾纪泽对曾国藩的反应早有准备，笑着说：“父亲曾教导，太公曾言‘男儿当以懦弱无刚为耻’，此为吾曾氏传家之训，儿谨记之。最近在军营中，对此感悟更深。是故诗赋文风大变。孩儿此前也跟父亲提过，孩儿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恳请父亲支持。”
曾国藩听了，没有说话，但内心已然表示赞许，重新考虑起曾纪泽这个儿子的教育和前途。
咸丰皇帝的两道圣旨，并没有改变湘勇在江西孤悬客位的局面，各府县还是听巡抚、两司的命令，并不买曾国藩这个兵部右侍郎的帐。
曾国华还派人来诉苦，说他的手下一哨长因公夜行，被新昌县当长毛拿获。曾国华拿着盖有“钦差兵部右侍郎关防”的公文去交涉，竟被新昌县令置之不理，还说以前的公文盖的都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为何又变了，曾大人到底是个什么官？弄得曾国华又气又恼。到头来，曾国藩还得给新任江西巡抚文俊写信，要动用文俊的巡抚大印才能放了那个哨长。
文俊是个旗人，原来担任的是湖北藩司，也是官场上的老油条，精通世故。咸丰帝接受曾国藩的参劾，罢免巡抚陈启迈和臬司恽光宸的官职，将文俊升为江西巡抚，原吉南赣道周玉衡升为了臬司，陆元烺依旧当他的藩司不变。
文俊刚到南昌上任，凭着他的官场经验和旗人特有的嗅觉，他知道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非比一般，便想倾力结交。接到曾国藩的信，十分重视，马上下令放人，并且亲自将曾国华手下的那位哨长送到了南康，顺便拜访曾国藩，当面邀他搬到南昌去住：“曾大人对江西百姓劳苦功高，怎么能偏居南康？”
“多谢文大人的美意。只是，眼下九江战事紧要，我需要统筹各路湘勇，实在是走不开。”曾国藩以九江战事吃紧为由谢绝了文俊的盛情邀请。
第一次和曾国藩见面，文俊就心中不悦，回到南昌。原吉南赣道周玉衡是陈启迈的亲信，他对陈启迈的被罢感到委屈，升为臬司后，他见文俊在曾国藩那里碰了一鼻子灰，颇为不满，估摸着文俊也不敢像陈启迈那样与曾国藩公开对立，便旁敲侧击，说：“文大人，江西乃是富庶之地，听说很多湘勇现在都在家乡购置田产。我们岂能让江西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湘勇的手中？”
文俊还想往上爬，他也需要银子打点京城里的关系，听了周玉衡的话，便下令在湘勇还没来得及设卡的地方，全都设上厘卡，在湘勇设卡的地方也加卡，百姓则更苦不堪言。
江西官场从司道到府县，都对曾国藩打长毛无功，收厘金起劲的做法不满，不少府县暗中怂恿人殴打湘勇卡丁，以便挤走他们，让自己的厘卡独霸地盘，这让曾纪泽也头疼不已，他意识到了什么是现实：官场的腐败无处不在，朝廷这艘破船，光修修补补个别的漏洞是没用的，早晚还得沉。不过，他也还需要忍耐，现在湘军虽多，但各自为营，曾国藩还没强大到能跟清廷抗衡的地步。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下令林启容、白晖怀依然分别驻扎九江、湖口，让周国虞率兵驻梅家洲，罗大纲驻小池口，暂按兵不动，以逸待劳。
双方的实力相当，九江的战事出现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越往后拖，湘勇在江西粮饷就告急了，处境越艰难，士气低落。
这时，石达开手下的下丞相陈玉成找到石达开，说自己有计策，可以大破江西的湘勇。
陈玉成貌甚秀美，长得是眉清目秀，眉宇间也有几分英气，颇为自负。他是广西藤县客家人，出生于1837年的贫农家庭，幼时父母双亡，依靠叔父生活，此时还只有二十岁。
不过，残酷的战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校——陈玉成十五岁时就随叔父陈承瑢参加了金田起义，他在童子军中表现极为出色，苦练一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