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要求每个人都参与讨论，毕竟会计入学分，这让很多不愿意的人也只能硬着头皮来，除了八号陪审员之外，其他人都要么直接表示不满，要么心不在焉，都不当一回事儿。
导师的要求，也是陪审团的规准，必须是全票通过才算数，不管是有罪无罪，结果都要是十二比零才行，身为团长和主持人的一号陪审员第一次发起投票，认为有罪的举手。
其他人想也没想，直接举手，他们只想敷衍了事，随便给出一个结果糊弄过去也就行了，但是八号没有举手，他投了无罪票，结果是十一比一。
其他都不乐意了，特别是三号、七号和十号反应最为激烈，质疑他是在捣乱，明显是在耽搁大家的时间，为什么如此多的证据表明少年就是凶手，他还觉得无罪。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既然我们坐在了这里，现在扮演的就是陪审员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不能毫不思考的就下定论。”八号虽然反对，但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激励的争论由此爆发，但跟案件本身却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浪费时间的不满”，而八号则还是坚持己见，认为谁也没有权利轻易的判定一个人有罪，除非是证据确凿。
然而任由八号怎么说，其他人根本就没想过要好好的讨论，八号也深感无奈，最终只能表示道：“我要求再投一次票，这次我弃权不参与，如果你们十一个人的结果都还是认定有罪，那我也不扛着，将认为有罪的结果交给导师。”
开场没几分钟，一号陪审员再次主持投票，按照八号的要求这次是不具名投票，每个人都将答案写在纸上，然后交给一号唱票。
最终的结果是十票认为有罪，最后一票认为无罪，投票的是沉默少言的九号，他以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人们，八号说得没错，应该给少年一个机会，这样或许就可以挽救一个人。
九号的父母是农民工，小时候是留守儿童，从小跟着爷爷长大，有着比别人更悲苦的经历，而他的父母因为工伤意外去世了，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如果他的父母能有一个机会，他们家或许不会如此。
他的故事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随即表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他的遭遇值得同情，其中也涉及到了法律之类的事情，但跟现在的谋杀案完全是两码事。
争吵依旧存在，甚至是很激励，不过更多的人也愿意坐下来进行探讨，将法庭上的那些证据提出来质问八号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虽然是为了让八号接受这个结果，但随着抽丝剥茧的讨论，发现的疑点也越来越多。
首先八号认为，老人在楼下不可能听得清楼上争吵，甚至是争吵的内容，而且当时还有火车经过，这更加不可能。
不过三号不认为如此，难道这么说是要证明老人说谎了吗？老人跟少年不认识也没有仇怨，为什么要害一个少年？
九号再次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是留守儿童从小跟着爷爷长大，所以对老人的想法多少了解一些，他觉得老人不是想要骗人，也不是说谎，而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重视，所以相信自己说得就是自己听到的看到的。
所有留守儿童、老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重视，所以当有机会成为证人在电视上出现，自己的话会被印在报纸上的时候，他才会如此，毕竟用了很多细节去证明。
只是他的推测依旧不受其他人认可，反而认为这很可笑，都表示不接受，同时又质问那很特别的凶器怎么说，还有另外一个女证人，可是亲眼看见了是少年杀死了他的父亲。
证词上说，女证人是通过或者的最后两节车厢看到的，八号随着质疑，在火车前进的时候视觉会有盲点，热爱数学的的二号算出了每节车厢经过一个固定的点需要多长时间，但因为这个时间本来不长，其他人认为女证人并没有看错。
至于凶器，八号拿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表示这样的刀具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网上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即使这是违法行为，一样轻易就能得到。
一番辩论之后，八号又发现了新的疑点，根据证词的时间推算出腿脚不好的老人无法在听到事发后爬起来走到门口，正好看到少年匆匆忙忙的下楼。
证词上说是十多秒钟的时间，结果模拟一番下来，八号的走动明显比老人要快不少，但是相同的距离却足足花了四十多秒，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结果打动了六号，又一次公开投票之后，六号和十号改投了无罪，结果变成了八比四。地域歧视的十一号看不起他，出演讽刺，他却一样据理力争，表示是合理的质疑。
讨论接着展开，从案件证据的一点到不同环境出生带来的矛盾，一开始大家都和和气气，随着激烈的辩论开始矛盾频发，各种不同阶层的矛盾也被激化了出来。
而每一次投票，支持有罪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八比四之后是六比六，然后是三比九。
七号彻底爆发，其实八号所说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也认可他的说法，可是他理解别人，谁又理解他？他需要每天去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今天在这里耽搁了钱就拿不到了。
十一号的地域歧视也有自己的心结，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前来，本地人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他的父亲就因为如此而失去了工作，只能站着是土生土长本地人的游戏，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