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克冰作为雷隆多驻南都武官也出席了会议，坐在主席台的角落上。因我的突然加入导致的位置紊乱事件平息后，方才开始开会。
他们讨论的第一项议题竟然是“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何国章部队精神活动的总动员”。尼布楚作战的消息早就传了回来，可是那个争议很大的加克莱作战和作为争议焦点的何国章如何处置或宣传则一直没有定论。辛巴的意见是批死批臭何国章，免得今后这种冲动型将领前赴后继地出现，把他的作战计划破坏得体无完肤。可奥维马斯和我都觉得在尼布楚作战那样困难的状况下再大搞内斗运动有害无益，便没有答应。当然，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战区长官都不会同意学习发扬他的这种作风，因此这件事一直拖了下来。
可消息传回来时，正好遇到主星上gdi改制。手握军权的最不满意，千方百计地闹。何国章便立即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典型给他们树了起来，已经反复学习了两轮，持续了半年时间。我听他们这么鼓吹，心里颇不舒服，但也没说什么。
会开了一上午，都在动员学习何国章的事，动员完了已到中午，就休会吃个便饭。这个便饭的规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但看到了仍然很不舒服。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在阳泉特别会议上遭遇的那一幕，竟然如此地类似，简直可以说是雷同。然而扮演这一幕丑剧的角色们已经完全换了一批了——在场的军官，除了朱赫来之外，当年不过是军校的学生或中尉、少校一类的无足轻重的角色。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摧毁了一个旧的天地，又造就了一批新的贵族军阀么？
有我坐镇，这场筵席虽然已经很夸张，但参与者还不至于过分。他们都不认识我，探不清楚我的深浅。个别粗俗的闹了两句，见我在这边不吭气，也安静了下来。朱赫来试图打开场面，拉了几个军区的高级领导来给我敬酒。我就不客气了，耍起了酒霸作风，伸手一指：
“好说，你把自己杯子里的喝了。”
等他们喝了，我自己则吭都不吭一声，大咧咧地坐在原地。那几个平日耍惯了威风的家伙见我不给面子，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站在我面前不肯走，又不好意思说话。我等他们站足了两分钟才说：“坐下吃饭吧，下午还要开会，中午就简单些，漱漱口就行了。”
这一下可把他们呛得脸青面黑。有个四十来岁的眼看就要口出些抱怨之言，结果朱赫来反应奇快挡住了，连声哈哈说：“对的，说得对，说得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只是吃个工作餐嘛，管饱就行！下午开完会再好好聚一聚，大家都有机会敬黄而阁下的，对不对啊？勤务兵，把酒都撤下去算了！”
结果这顿饭的气氛就给我破坏了。坐在另一桌的戴江南已经给自己斟好了红酒，结果也给收了，只得苦笑着向我偷偷伸了一只中指。众人只得不咸不淡地吃了午饭，史无前例地只用了二十分钟。有几个脾气暴躁作风粗俗的师级干部走人时还摔桌子打盘子地发牢****的，吃的什么鸟饭！”我都全当没听见。
下午一开会，朱赫来先打哈哈：“我负责组建华夏新军三年以来，还是首次见得大家下午开会到得这么整齐，精神面貌这么好——往日这时候不早倒下四五个了？黄而阁下一到，我们干部的风气就是一正，可谓立竿见影，体现了高级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好，既然大家精神都这么好，我们就继续会议的议程。早点结束，可以早点开展晚上的活动，对不对啊？”
即使他是如此地给我脸上贴金，下面还是有好些人脸色不善。尤其是阿拉伯军和里海军两个边缘派系，自军长以下的都露出了很不屑的神色。我才不管，只要他们别当场开骂就行了。老朱见大家没当面闹起来让他下不了台，暗暗松了口气，转头示意会议主持宣布议程。
下午的议程则是“新时期应对新形势的情况讨论”。缥缈浮云般的题目下，具体的东西就是如何应对gdi改制之后的剧烈变化，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民主选举”。
对于这一招，gdi内掌握军权的统统是恨之入骨，烦入脑髓。但除了起兵造反这个首先就不可能的选择之外，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好的应对之策。
在中古时代，国家林立时，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军队数量极多，占人口尤其是繁华地区人口的比重较大，而且万众一心，听从指挥，在许多需要群体投票的活动北都能占到极大的便宜。然而现在时代完全不同：泛华夏辖区的人口有八亿六千万，军队连后勤在内却只有十九万人，简直是沧海一粟，怎么投都是个死，除非能发明军人一票抵一万票的伟大规则。欧美和的情况则只有比这里更严重。因此讨论的过程中虽然动议百出，却永远脱不了军队势单力孤的这个大前提，发言者往往说到一半就苦笑着自己坐回去了。
说了许久，我听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是犯困，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虽然没发出什么响动，却给朱赫来发现了，他连忙带头鼓掌说：“怎么我们把黄而阁下都忘了？他千里，不，是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