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都gdi来说，谭康应该算是有相当特殊意义的一任总长。他不仅见证了南北华夏的兴衰过程、少壮派夺权换天下的政变，而且经历了使gdi名存实亡的那次分权运动。尽管那次分权运动只是换汤不换药，但对于gdi来说，已经等同于退出历史舞台。他是南都gdi的最后一任总长，“民选”政府的首任首相。如按封建时代的历史惯例，他死后的封号不外有二：“炀帝”或“太祖”。然而，这种自我矛盾的身份象征，非雄才大略者不能承受。
谭康自然担当不起这种评价，他的性格和家庭背景都决定了他无法象多数出身贫微的铁腕领袖那样刚毅果断，而是走******路线。在南都gdi******工作的几年里，他四处结交，编织关系网，游走于宁派沪派高层之间，但从来未有过什么独特的见解或做法。我能以武力为他树立领袖地位，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威望和声誉。分权之后，他多了推搪我要求的借口，但实际上权力也确实不断从他指缝中流逝。寒寒和提都斯虽然也有权力集团幕后支持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靠个人魄力、能力和协调力开创了自己的天地，谭康则做不到。
脚踩阴阳两界的郭光在南都看着他从总长到首相，对此感受很深。海啸当天的聚会上多喝了两杯后，曾口不择言地对谭康下了这样的评语：“那家伙就象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十二三岁孩子，竭力想摆脱似乎窥伺着财富的远房叔父的监护。真正甩开了之后，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吃不下、保不住那么大一摊子家产，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回头。”
由这样的人做泱泱大国元首，委实难以服众。谭康自己也清楚自己的斤两和短处，建立军队时只限于很小的规模，而且交给绝对的跟屁虫朱赫来去掌管。这样的安排本来没有大错，可糟糕的是原本很有抱负的朱赫来被那次由我黄二搭台、辛巴唱戏的南都清洗行动吓破了胆，一夜间老了二十岁，再无一点锐意进取精神，多数时间就只是顶着国防部长的头衔混日子。他一人混日子不要紧，下面的军队系统还是有规章制度可循的，离了他一样会按部就班地运转、升迁下去。直到华北军作乱，江淮军躁动，他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他仍没有去设法纠正这种状况。或者说，即使他有那种意愿，也已无法和来不及改变这种危机了。
最终事件的导火索看起来很小，只是一次司空见惯的欠饷。现代军队不像古代一般可以吃地方——让手握特权者自己找钱的话，一定会吃出问题来，必须完全靠国家财政供给，这条规律千年前就已被总结出来，并在大时代以来几十年不断地被印证。可是谭康接手南都gdi时，手里实在是个烂摊子。虽然是个泱泱大国，却因南北发展不均、开支巨大和透支未来支援兴建共工要塞而造成了恐怖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得应对和国民意的威胁，建立足以保卫国家的军队。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军队东拆西补地建起来了，但赤字更多。
按照既定的政策，江淮军的待遇本来不差，可是财政从来就没有把钱给足过。不要说普通士兵，军官实际的薪饷也仅仅达到地方公务员收入的七成左右。对于驻扎在富庶之地，本身兵强马壮的江淮军来说，普遍心怀不平是一定的。好在财政也没说就不给了，只是说先欠着——认帐不赖帐，可就是不兑现。
七四年黎林作乱后，华北军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多数整编为东北军，少部分并入了江淮军。依托这次事件为契机，江淮军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更高的预算。这种举动也很合理，在政府机关混过的都知道，预算做得再精确，财政方面审核时都会大刀阔斧地往下砍，还不如虚做许多，让他砍完后还有所盈余。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就算财政审得再狠，砍得所剩无几，好歹也应能把应得的拿够。如果财政方面大发慈悲，把前几年拖欠的饷银兑现了则更好。新预算刚刚报上去，那些被发配过来的华北军旧部就跑到东北再次生乱，结果被整建制地关了小黑屋，而财政方面却未把那个预算报告发回重写，这就更让人产生了不切实际地幻想——难道我们可以加吃一个团的空饷么？
这种幻想一直保持到了春节。眼看要到财政公布七五年预算的时候，突然却来了海啸之灾。江淮军承担着华东、东南沿海的救灾任务，忙得屁滚尿流。全国上下都乱成一团，再没谁好意思去催款。
一直到三月下旬，财政才开始正常工作，并于四月十五日发布了七五年正式预算。江淮军全体将士期望的兑现欠款、加发空饷的美梦不但没有成功，却迎来了一纸空文，要求全体将士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为国尽忠——海啸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财政形势空前困难，因此暂停发放江淮军的战士津贴和军官地区补助。与这个形成对比的，是地处边远地区的里海军、阿拉伯军等并未遭到这种不公的对待。面对江淮军财务干事的质问，财政部只派出了一个副部长应付，一见面就压高帽子：“他们身处边远蛮夷之地，条件艰苦，怎么可以跟你们拉平了比？你们身处华夏中心地带，都是炎黄血脉，应该了解并理解国家的困难，思想觉悟是要比他们高一筹才算合格嘛！”
问题是，身处华夏繁华地带的江淮军将士不是超人，他们都是要吃饭养家的。他们中许多人还负担着七月事件后留下的许多亲戚遗孤，一人挣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