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提了，前天路过三友实业社，几名支那人看我只身一人，竟然侮辱我，打又打不过他们，只好灰溜溜地逃走，真是气死我了。”
“巴格，真是岂有此理！支那人也敢猖狂，今天我就给你出这口气。”
为了给川岛芳子找回场子，两名日本日莲宗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
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商海很是猖狂，根本瞧不起中国人。这5人在厂外看到厂内工人正在操练，便投掷石子挑衅。
“小鬼子欠揍呀，揍丫的。”
五名日本人的行径惹怒了场子内的工人，有几名脾气暴躁的人便出手还击，引发了许多过路人观看热闹。
而在这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扮成工人模样混入看热闹的人群中，趁此机会已加入战团，一场口角演变成一场群殴。
在这场冲突中，日方有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这群人在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并袭击华人商店。
封天的提示，却并没有引起何应钦的重视，仅仅是让戴笠关注一下上海哪里的最新动态。
一些日本侨民引起的骚乱，不值得戴笠过多的关注，事件的初期都是由上海负责应对。
自从拿下锦州之后，东北大部已经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尽管奉天省除了临海之地，其它各处已经是荒无人烟。但是，吉林一带人还是不少。
如果把到手的土地直接划为日本领土，这显然行不通，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于是，日本人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想要培植代理人。
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前朝皇帝赙仪莫属。
但是，这一行径也受到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所以，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事端，把人们的视线从东北占领区，吸引到上海。
策划这一起阴谋的决策者很高端，除了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之外，连东京的裕仁天皇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其中。
而寻衅滋事这一个任务，则交给了历史上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由她来策划引爆商海骚乱，以方便日本有关方面浑水摸鱼，把事件搞大。
这种挑起事端的事情，对于川岛芳子这名女间谍还真不是难事，略施手段让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在1月21日要求商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商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商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商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商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商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所属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商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之内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商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商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