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认为，既然后世的学校都开始采纳这种方式，尽管有各种问题，但依然说明这种方式是未来大趋势，是有他的优势的，所以他就采纳了。
现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在小城镇中，都已经推广了，取得效果也算不错，一两个孩子身上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平均成绩统计下来，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采用了跟班制的学校每年的考试成绩普遍比乡村学校好一些。又因为考试成绩好，很多实际的家长，也将孩子从乡村送到城镇学校上学，目前这种公立学校的入学率非常高，一直满负荷运转，每个老师都带三十个以上，甚至四十多个学生。同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几年下来，城镇学校，已经吸收了适龄学生数量的三成。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依然距离朱敬伦想要的普及教育相差太远，不解决乡村教育，势必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所以他开始力主跟班制在乡村学堂中大范围推广，遇到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师资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
过去乡村学堂中，主要都是传统的乡绅当教师，尤其是曾国藩推动的孔庙学堂模式，更是鼓动了大批老夫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朱敬伦真的没办法替代这些老夫子，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初一直苦恼于普遍教育无法推广的问题。
但现在经过十年对教育的支持，尽管普及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但培养出的人才还是以十万计算的，如今考科举已经不是当初那么容易了，没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中文基础，是基本上不可能考中的。
那些考不中科举，但依然对读书寄予全部希望的读书人，就一批一批选拔进入下一级学堂，从乡村学堂中，大概有十分之一能够进入县学，县学中也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够进入府学，府学中也是十分之一进入最高级别的广府学宫。
老实说，这些进入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考科举上面，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已经相当全面了，其实到了府学层面，就已经开始接触比较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了，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样样齐全。所以这些学宫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实比那些早早考入低级衙门做小吏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这些人一次次失败在科举道路上，却一次次坚持不懈，他们心中的支撑则是，每高一个级别，他们就可以考更高的科举，比如乡村学堂，只学过数学和经典的学生，他们最多能考县衙；县学学生，则可以考取府一级的吏员；府学的可以考取道一级的吏员；到了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直接考取六部吏员的资格。
他们所考的，跟所学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这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也很高，甚至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机会，因为很多学生之所以屡屡考不中，主要还是有一些科目实在是不擅长，但每升一个学级，他们接触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势科目的比例降低，让他们更有希望能够考中。
不过这只是一种平衡措施。他们还是无法与早就考中科举的那些学生相比，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学生来说，尽管最开始只能是一个吏员，三年后才能考取正式官职，但是这三年不但能让他们熟悉官场，更能让他们积累人脉。当三年后他们开始考取正式官职的时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别低的人，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上有各种座师名分的官员提携，下有无数同学照应，他们的官场生涯显然更加平坦。
但对朱敬伦来说，科举的目的，并不是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举对广大读书人学习热情的调动。可以说，要不是他始终牢牢抓住了科举的内容，他根本就无法将自然科学这么快在读书人中间推广，更不可能有这么一只庞大的懂得自然科学的师资力量。
现在这批在官府学宫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最好的教师人选，国学上，他们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完全没问题，科学上，能从乡村学堂、县学和府学sān_jí学校杀上来，每一个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没有每门功课九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不可能进入学宫的。
师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经费问题，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恰好这两年政府财政控制的比较好，赤字已经削减到了三千万两，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承担教育经费，也不是承担不起了。
因此在官府的运作下，突然广府学宫开始招募教师。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给教师赋予官府身份，归礼部教育司直接管辖。一个最低级的乡村教师，品级为从九品，跟刚刚进入官场的吏员品级相同。同时还告诉他们，当教师三年之后，一旦官府官职有缺，他们也有资格直接考取官职。因此他们在身份上，跟考中科举的吏员完全一样。这显然大大激发了那些许久无法考中科举的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
朱敬伦本以为，按照这种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时间之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来只不过是鼓励学生入学，积极提高入学率的问题了。
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