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节 北伐的地缘顾虑(1/2)

大明这么多年来，国内舆论呼声最高的，就是要求朝廷北伐，要求王师逐鹿中原，一统天下。这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政治抱负，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观念，连普通老百姓都向往着国家能够一统。大明年轻一代身上出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早就不再将旗人看作中国人，而是普遍将旗人当成了野蛮的征服者，这不是民族主义青年自己领悟出来的，而是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了，而是转变成了帝国。所谓帝国，跟普通人的认识有所区别，并不是侵略成性的那种意思，帝国的主要特征是多元。一个帝国形成的要素有三个，多于两个的民族构成，庞大的领土和强大的世界影响力。英国兼并印度之后，就改称了大英帝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心理动机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跟世界帝国相匹配的影响力。西方国家从西班牙开始，慢慢形成了民族国家，并且在拿破仑战争的打击下，大大刺激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之前的欧洲国家，只是封建君王的领土罢了。拿破仑之后，民族国家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开始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类的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之所以采用民族自决原则，让大量的民族独立建国，就是出于这种思想认识，大家普遍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国家。国家属于民族，而不是民族属于国家。战国时期，中国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让战国时的中原国家物资调动能力极强，秦国、赵国和燕国等等国家，一个国家就能向草原民族扩张，向游牧民族要土地，可到了汉代，变成一个帝国之后，凝聚力下降，调动资源的能力也下降了，曾经被秦国和赵国动辄斩杀数万的匈奴，竟然能将刘邦带领的数十万汉军精锐长期压制。历史绕了一圈，民族国家的观念，又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至于西方的国家观念，跟春秋战国时候中原国家的民族国家观念有什么区别，谁也说不清楚，但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显然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文化。受西方影响的民族国家观念，自然会出现要求驱逐鞑虏的呼声。可大明的民族主义中，又还夹杂着一些历史的影响。大明建国之后，大明境内的老百姓当然要重新转变国家意识，有的成功的转变成了大明国民，而有的固执的坚守满清忠臣孝子的身份。等到了大明第二代，已经没有了满清记忆，并且在大明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长大之后，就又是另一种观感了，此时国家身份认同已经不再是问题，他们很自然就有自己是大明国人的意识。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往往都要追根溯源，大家都有向历史找根的倾向。可一旦开始追溯历史，就绕不过大明是从满清中分割出来的国家这一事实，为了给大明的独立找到正义性，也给自己的身份找到正义性，当然就会出现否认满清合法性的理论。此时随着日本的开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明末大量流亡日本的明朝士大夫，将那个时代的大量笔记和著作带到了日本，比如《明季北略》等记述当时历史真相的书籍，还有一些记载满清屠杀的笔记，比如《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这些书籍在满清一朝往往是禁书。这些书籍慢慢都随着进出日本的大明商人、旅客和学者们带回了国内，重新刊印，发行天下，在读书人中广泛传播。于是大家找到了自己的根，将自己的根跨过两百多年时光的满清统治期，与那个已经灭亡了的，跟大明同名的朝代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开始从明末汉人士大夫的文字中得到心灵的呼应和传承，同时历史的责任感让他们开始觉醒强烈的民族意识。很多年轻的读书人读完《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这类书籍之后，都会记述自己的心情，“读此记毕，泣下数行”，许多情感丰富的年轻读书人，读完这些东西，真的是义愤填膺，真的是悲伤流涕。很多人深刻的意识到，“原料汉人做了二百年的满人奴隶，与元朝没啥区别”，心中再也没有了传统老夫子坚持的那种“本朝有恩于百姓”的论调，传统文人认为清朝有恩与百姓的依据主要是满清一统天下，还百姓一个太平，他们是不认可李自成、张献忠这种反贼的，所以剿灭了反贼的满清，一是给了百姓太平，二是给明朝报了仇，是有恩于百姓，有恩于中国的。可传统士大夫的观念，在新一代民族主义读书人这里遇到了挑战，他们告诉年轻人说清朝有恩于百姓，年轻人则拿出清朝屠杀来说事，认为清朝跟文人普遍不认同的元朝一样，都是刻薄寡恩，视汉人为奴隶的国家。受到西方人权观念影响的最新派的人物，尤其排斥这种屠杀行为，不但拿出《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这样的书籍说理，还考证了满清沿海迁界时候屠杀的汉人，声称自古就无一个国家，会将本国百姓强行驱离故土，不从者诛杀殆尽。不管是因历史激发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还是从西方吸收的民族国家意识，这两种民族主意都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排满，排满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伐。传统文人只要是摆正了大明国民心态的，也都要求北伐，一统天下。所以大明的北伐呼声这些年始终很高，是一种朝野共识，一种各个阶层的共识。但就像赫德说的那样，英国人不愿意看到大明势力进入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