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九岁的时候在巷子里捡到我，说我像条狗。
我那时候蹲在垃圾堆里——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嘴里是没咽下去的剩饭，她蹲在台阶上，姿势很不雅，宽大的衬衣下摆盖住了大半的身体，叼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眯缝了眼吞云吐雾。
“哎。”
她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伙伴，没有去处。我站在屋檐下与她面对面，腿并得很直，把油腻的手在裤子上抹了又抹，乌黑的一双眼中间凑了几颗难看的雀斑，丑得引人发笑。
她也笑了，声音很快活。
我紧紧拉住她的衣角，怀揣一份毫无头绪的愚蠢执念，坚信她会带我走。
她长长的黑头发从肩膀一直披到手臂上，两只手都只有中指涂着黑色指甲油，看上去像是某种满怀恶意的宣扬。她用粘附着焦油味的手擦去我脸上的脏污，弹我的额头，我没躲得开，脑门儿上清脆的挨了一下。
“你想当我儿子啊。”
我跟着她，从淤积着脏水的坑洼里踩过去，水从走破了的鞋底里灌进来，冰得我几乎站不稳。她终于肯回头，风把她的眼神拂乱了。
“你跟我姓，叫夏息吧。”
我曾经以为，只是曾经，以为在我和这个世界有了联系之后，一切流离和苦难都会因此画上句点。
然而事实告诉我，只要活着，我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正无穷。
比如没钱，被欺负，玩音乐，考试落榜，以及，未来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原谅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童年。关于童年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感受，只记得夏皆在把我领回家洗澡的第一天就告诉我，我也是个离家出走的，你跟着我还是得吃苦。
那个年龄的我对此毫无概念，看似命硬的梗着脖子说我不怕。
我很诚实，我只是不想一个人。
再者我觉得，她身上可能存在着某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她没有像大街上的其他人一样漠视我，推开我，喝骂我，而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恐怕是救赎。
所以我跟着她了，就这么简单。
就算跟着她受苦也无所谓。
穷和孤独。后来我才懂得，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缺乏，是无药可救的饥饿，和让人想出卖尊严的绝望。
我憎恶它，又打心眼儿里畏惧着它，可当我不得不为了活下去低着头的时候，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看向地面。
——那里除了我的影子，什么都没有。
我六岁那年，夏皆为养活我做起了生意。
简单又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卖杂货。
把巴掌大的店面盘下来花掉了她身上所有的积蓄，装修好的那天她挺开心的，抱我坐到柜台上，让我和那条街上的邻居们打招呼。
拥挤的旧城区里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处境。我被迫接受了一轮摸头搓脸之后，如愿以偿的被一个络腮胡子叔叔弄哭了。
大家还都围着我笑。
我本来特别烦，直到隔壁卖烤白薯的阿姨拿了一个烫手的烤白薯塞给我。
我那时觉得这世上的一切怨恨都可以用吃来抵消。当然，现在我偶尔还会这么想，但还得防备着下一秒会被什么闻所未闻的不幸砸到头顶。
比如我好不容易走后门报上了户口，又没钱念书。
因为我是真正信手拈来的“黑户”，夏皆愁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户口。好在有人愿意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那条街上一个还算有点影响力的地头蛇。
他把写着我名字的户口本交给夏皆手里的时候，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那双本来就让人难以寻觅的眼睛都快挤没了，说，小夏啊，事儿给你办成了。
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小人书，听见声音就仰起头，目光落在地头蛇嘴里那颗闪闪发光的金牙上，我妈倒是没抬头，她说，谢谢啊大哥，那什么，多少钱，我能负担得起都会给你。
这个地头蛇叔叔说，钱不要了，你人跟我行吗？
我妈的眼睛终于舍得从计算器上移开了。她正在算店里今天的收入，如果有富余的话晚上也会增添不错的菜色，甚至是晚饭后的汽水和冰棍儿。
但她现在完全考虑不到那个了，我见她细长的眉毛抖了抖，嘴角向上挑起来，可是怎么看都不像笑。
地头蛇叔叔还用一种势在必得的表情等着，仿佛我妈很快就因为感动而投入他的怀抱，他的表情甚至隔空感染了我，让我莫名的有点儿期待。
可事实是我妈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红票子——我也看不清具体多少，客客气气地，甩到那叔叔胸口上。
“对别人尊重点啊你妈了个逼的。”她笑盈盈地说。
夏皆那时二十啷当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纵使言语上冲撞，她却总有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气；看得出她脾气不好，我刚跟着她的时候也担心做错了事被责骂，又带着点试探底线的意味，基本上，我不是那种有恃无恐的小孩儿。
因为怕被赶走，我每天都勤勤恳恳的学做家务，想学《三毛流浪记》里描述的那样，一个瘦得跟牙签儿似的小崽子，顶着一个和自己身材全然不配的大脑袋，走街串巷地送报纸，就差干回自己的老本行捡垃圾了。
街坊邻居们许是看我有趣，不当回事儿，怀抱着对小孩子特有的慈爱与善良，将送牛奶的光荣使命交付于我，于是在小学开学的前一个暑假，我蹬着一辆二手自行车送了三个月的牛奶，后脖子都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