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受了这一大礼，扶起杜百川让到客厅上首坐位，又将其余三人也劝着坐下，才换了话题，询问些杜家原先的生意情况。
原来这杜家各类生意多有涉猎，什么丝绸、瓷器、粮食、茶业、药材，甚至是矿产、盐酒等朝庭专营的生意也私下里跑过不少；杜家生意范围极广，大宋南北东西、辽国、高丽，甚至更远的地方，均曾留下足迹......
其实，单看这宅子，杨帆也知道杜家原先的生意必然做的很大，如此一问，更是放心。而且从“军粮误期”案来看，杜家只是单纯的商家，与朝庭那些掌权的大族并无多少瓜葛，生意能做到这种地步，实属难得，也更能表现出杜百川父子的才能、人脉。
他们，应该是自己需要的人才。
于是，杨帆也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自己在京东之地经商的构想，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愿望。至于薪水......杜家原是不要的，名义上两人仍是杨帆调往东平协助自己的军士，无奈杨帆坚持要签契约，工钱、提成分文不少，否则宁可去用别人，杜家四人感激涕零之余，也就答应了。
其实，杨帆何尝不是他们需要的人？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基本国策。从商鞅变法开始，历朝历代统治者均有对商人进行抑制和打击的政策。像秦朝将商人充征或戍边，汉武帝打击商人势力的“算缗令”、“告缗令”，隋唐时期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等规定，都使商人遭受到莫大的抑制和摧残。“农本工商末”，在世人的心目中，商贾所从事的商业乃是君子所鄙视的职业，商人乃“四民”之末，地位名义上甚至不如躬耕的农民。
及至宋朝情况有所有所改观。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诸如：“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诏诸州勿得苛留行旅赍装，除货币当输算外，不得辄发箧搜索”等等。
这些惠商、恤商政策，不仅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人经济观念的转变和重商思想的形成。商业不再是贱业、商人不再是贱民，便连士大夫阶层，也纷纷丛商。“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便是时人对士大夫们丛商情况的描述。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
统治阶层重商进而丛商，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据杨帆所知，此时朝庭的收入将近七成来自商业，这虽然与士大夫阶层兼并土地过多、农税相应减少有关，但比起前朝历代，从经济总量来看，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杨帆曾想，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生产力再进一步发展，土地、粮食不再成为制约国民生存的命门，多少年后，宋朝会不会来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
而另一方面，士大夫们纷纷丛商，却也破坏了商业自由竞争的秩序，官商勾结、恶性竞争在此时已经是一种常态，杜家的破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而此时的商人想方设法向官场靠笼，有的出资私塾，让族上有资质的子弟通过科考进入官场，有的捐出巨资、打通关系，买个官做，还有的择机演一出“榜下捉婿”的戏码，来个官商联姻......总之是挤破头的去找官场的靠山。
时事如此，莫说杜家现已破产，就是生意兴隆之时，杨帆这根大腿，他们岂会不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