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窦染蓝的眼中看来，承远似乎依然在车中练习他的颜楷。
坐在承远身边的王溥却知道，承远一边不时的眺望车外的世界，下笔时却在书写一篇甚为古怪的东西，看似随笔，却又不是。
一张张的纸稿被写满后，即被收入一个厚厚的囊中，那布囊上则固定着一个签子，上面写着《一个跨越时间的“马可波罗”》几个字，似乎是这些书稿的标题。
王溥经曹正之口略有了解，这个成奎远名为奎木星宿，实为一位经历过遥远西方生活的人，那个地方究竟如何遥远呢？曹正并不知晓，甚至连承远自己也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
总之，就是遥远到与中原恍如两个世界。据承远所讲：即使那个世界在顷刻间忽然轰然倒塌，这个地方的一切一切依然毫无改变，这边每一个人的每一根发梢，都会保持着原来的姿态。这种毫无影响即使持续无论如何漫长的岁月后，都“几乎是永恒的”。
承远的这个比喻充斥着一种西方的谚语化的色彩，王溥则非常肯定：其言是一种极致的夸张。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话出自庄周的《齐物论》，而王溥本人正是以此为表字的。
在以“无”而生出的这个世界间，即便距离多么遥远，又怎么可能存在“永恒的互无牵扯”？
而此刻的王溥忽然发现，通过阅读承远正在书写的笔记，自己约莫可闻出此问题中那“遥远”二字的程度。
结束了“汴京的城墙”这个章节后，王溥凝视着稿纸，承远开始了下一个标题的书写：
汴梁城内的气象
“第一眼面对汴梁的市井时，作为一个摩登世界看客的我深深感到胡风对城市的浸染已发生明显消退，曾经人们认为：这是乱世造成西域的控制易主致使中原与中亚的联系被割断所致，然而学者王生却分明对我表述过：这种趋势在二百年前业已形成。即是说早在在阿拉伯人的怛逻斯城攻略战之前，西域的文化景观传播已经开始消逝，王是一位博览种种一手记录的大家之后，其父亲身为当权政府的财政副手，故其论述在这个时代显然具有极为强大的信服力。
正是在这些信息的支撑下，我似乎可以异常肯定的作出如下表述：文化传播的时间衰减理论确是一种异常可靠的学说，这种持续性的递减也往往比起自然、政治的阻隔深刻的多，她虽然是一种缓慢的衰减，但却是真正起到决定本质变化的力量…………”
王溥也许是这个世上最不惧怕文章艰涩的人，然而眼见纸稿中那由左至右古里古怪的大白话——尤其第二段文字，他却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之感。此刻的他深深感觉到：什么才是距离。
此时的承远却被城内密密麻麻的路人所震撼了。
“游方僧，”承远奇道，“处处皆是游方僧！几乎十人中即有一人。”
王溥对他的大惊小怪略有些无奈：“这班人多数原非寺庙中人，只怕是私下剃度而成，而后又在各个寺院中挂了名的。”
承远奇道：“我曾闻天成（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年号）二年时朝廷严令寺僧入戒须受经文问试，私受戒法者处罪，怎么可能滋生出这么多游方僧？”
“哪有那么简单？”对面的曹正忽而摇头道，“他们未必因有心向佛而剃度，逃户、逃兵比比皆是。受戒法便脱了县府户籍、节度军籍，这也是一种活路啊。不让他们吃斋念佛，难道眼看其沦入流民之众造反谋叛？平乱所耗费的兵马钱粮，亦或任其为僧所损失的徭赋两税，孰轻孰重朝廷自有一杆秤。”
承远知道寺院庙产是不纳税负的，中原的气候转冷，又兼战乱的频繁，造成地方军阀很难将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之患上，灾难频出后农人入不敷出纷纷逃户，而每当一次战场的对垒时，败方的军队兵丁溃散后往往不敢逃回军籍，恐受其咎，兵、农的脱籍形成了新的乱端，如果没有寺院的非税田产来吸纳这些丁口，无疑会形成更为可怕的麻烦。
窦染蓝忽问：“这些游方僧视佛门戒律若何？”
“你若正当食无所依之境，能守圣人之礼乎？”
窦染蓝对王溥的回答不以为然：“我若饥渴，虽不至毋饮盗泉水，然宁死不进狐父丘食尚可做到。”
王溥没有答复他，却看了承远一眼似笑非笑，承远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这些人中，能耕者在农忙时被寺院短期用作田产的劳力，而那些逃兵则作了寺庙抗衡官府的打手，这些“编外佛门人士”平时不杀人越货已经天可怜见了，要他们遵守清规戒律简直是笑话。在王溥看来，承远当初建议窦染蓝与游方僧结伴，这分明是蠢招，如果窦染蓝不幸遇到个“变态和尚”，后果如何可以想见。
承远知道这个问题上自己有些无言以对，也只好提笔继续写作，王溥的目光立即再次定格于其笔尖：
“车马所经过处是汴梁的坊区，隋文帝东岳封禅后路过于此，据说他对汴梁的繁华和纷乱异常厌恶，他将城市周边不事农耕的自由民称为“奸侠”，从此立下了许多严厉的规矩，譬如禁止游食商贩，居民的门户不得面向街道等等。这些广为人知的记载就在《隋书》某意在表彰良吏的传记中，此刻我的亲眼所见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经过漫长的时间消逝后官府与民众生活的自然社会发展之战斗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即民居早已打破了这种强制性的禁止临街规定，但民坊将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