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年八十余矣，当自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卫景瑗
“勉哉元升。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矣。”——马世奇
“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至此，虽上有亢龙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当褫服。殓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以志吾哀。”——吴麟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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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这是大明崇祯皇帝殉国后的第三天。
北京城破，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按理说全天下的文人就算不殉难，起码也应该披麻戴孝为其大哭，但满目所见却尽是一片的欢声笑语。
前朝亡，后朝立，这是历史的必然，南宋亡于崖山有二十万之辈卫国殉难，相比之下，在这灰色的一六四四年，为明朝殉难的可考者实在是少得可怜。
北直隶一带，大顺军势如破竹，席卷各地，残存的高官显贵们并未有几个去想着为大明朝的结束而殉难，只是在想着如何取得新主子李自成的欢心。
江南一带，山东军以雷霆之势歼灭郑氏，一统江南。
随明朝而去的人中，达官显贵屈指可数，但鲜少有人知道姓名的默默无闻之辈却成百上千，他们不值一文却前仆后继的卫国殉难，这实在让人非常不解。
投水身亡与自缢者多为文人士子，挥刀自尽者则多为武夫走卒，算上战死的文官武将，或者普通兵卒，计天下殉国之数，何止崖山三十万，不过是无处可考罢了。
天下人还没有从甲申国难中清醒过来，就连山东军设在历城的书香堂与军校内都掀起一场辩论。
这场辩论源起于文武之争，军校内的武人学子们认为应当立即结业，增长实战经验，主张进入军中历练，从而为国家出一份力。
书香内的学子们则以为不然，而又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他们觉得现今朝廷不存，应当殉国以节。
另一派以滋阳李家公子李健为首，他们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安东侯王争文治武功，并且在尊重曲阜孔府，乃天下士子楷模，当早继大位。
不过这毕竟是还未结业的愣头青，纵然其中有一些特别出色的已经到军中与各部历练回来，但他们的辩论终究还是会阻隔在军校与书香堂之内。
话说回来，山东军书香堂内的确有十几个士子自缢殉国。
巡逻人员发现及时救下其中绝大一部分，幕僚府下属学务部听闻此事，非常重视，立即上报给幕僚府学务顾问。
经过幕僚府内简单的商议，南京方面迅速针对此事做出反应，派出大批文吏和干员前往各地学堂与私塾，宣扬为君报仇的忠贞之言。
没过几天，崇祯皇帝留下那最后一道圣旨的内容总算是传出来。
王争被封为国姓齐王，统领天下兵马，这消息让许多人都觉得十分不解，说崇祯皇帝总算是办了一件明白事。
天下人又震惊了一把，既然齐王已经有国姓，那便应该立即称帝，这种消息越来越多，根本抑制不住。
就连山东军内部都有不少人蠢蠢欲动，说到底还是为了分封功臣一事垂涎三尺。
幕僚府内由此也变成两派，其中以特别顾问管青铜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应当在李自成之前称帝，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但以幕僚长李岩为首的一众幕僚却以为不然，主张继续用“为君报仇”等等字眼转移视线，以此达到招揽尚忠于前明残余势力的目的。
这两种行事方法各有各的道理，在李自成之前称帝那就占据了先机，而继续用散布传闻的方式一样有可取之处。
崇祯皇帝才刚刚殉国几天，王争就迫不及待的称帝，这实在有违人伦纲常。
对于王争来说，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印象中历史上清朝入关打着的就是为崇祯报仇歼灭李自成的旗号，因此减少了许许多多满汉不合的阻力。
现在明朝才刚刚灭亡几天，许多百姓的家里还在用许多年前朝廷发下来的农历，就算山东军内部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朝廷心存些许留念。
所以直接称帝的方法并不可取，王争思虑再三，并没有采取他们任何一派的做法，自己打算做两手准备。
首先，王争立即派人前往山东鲁王府迎鲁王到南京，准备拥他监国，并且派谍报司人员监视福建的唐王、以及南京的福王等亲王动向，派外系兵马将各地藩王府邸围个水泄不通，严禁出入。
在王争眼中，早晚和李自成会有一战，就算李自成破天荒想要归附自己，那也断不会容他。
既然如此，何不顺水推舟，继续散布山东军要替崇祯报仇的传言，号召天下的有识之士投奔自己。
这两天南京内外都是一片忙碌，一朝灭，一朝兴，每个人都知道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山东军定鼎南京，大顺军逐鹿中原，花落谁家还未尝可知。
五月十七日清晨，在一片的烟花爆竹声中，国姓齐王王争，率山东军内外文武千余将吏拥立鲁王朱以海在南京监国，改崇祯十七年为鲁监国元年。
鲁监国朱以海上谥号，尊崇祯皇帝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尊崇祯皇帝遗旨，拜齐王王争为文武倡义奉天大元帅，统领天下水陆兵马船舶。
鲁监国元年（1644）五月十九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者再次来到南京，双方就台湾问题再次展开协商。
荷兰东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