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气氛很尴尬，知道了洪衍武是两劳人员，许多很多民警和工人民兵开始小声议论，谁都拿不准是否还应该给洪衍武写表扬信。
面对这种态度的转变，赵振民挠了挠头，忍不住为洪衍武抱不平了。
“嘿～嘿～嘿！我说你们怎么都这样啊？这兄弟劳教过又怎么了？解教人员做了好事才更应该表扬。秦所长，您不是说警察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犯过错误的人改造好嘛？事实证明，这位兄弟就改造的不错……”
秦所长皱着眉一直在思索，似乎全没听见。
而孙副所长这时已把洪衍武的材料细细地看过一遍。一听赵振民这话，他抬起头，笑里藏刀地讥讽。“行啊赵振民，你跟劳教份子真是打成一片啊，都称兄道弟了？我看你忘了自己还是个人民警察吧？”
这一句话就堵住了赵振民的嘴，站在一旁的邢正义，脸色也同时变得异常难看。
洪衍武心里也是一紧，看出了苗头有点不妙。
这个插话的什么“孙子”副所长，像是和那俩警察不对盘儿，这事弄不好要砸锅。
果然，“孙子”副所长就像注视某种物品似的瞄着他，并且语气阴森地追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洪衍武脑袋里就是一炸。这可是最要命的问题，他怎么偏偏给忘了？他身上还背负着另一个更大的政治污点，那就是从一生出来就落在他身上的家庭出身。
没在这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或许不知，在这个特殊的岁月，社会成员都会被划分区别。而这种划分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家庭出身更是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划分标准。它不仅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更能决定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比如上学、招工、参军、提干、搞政治工作、婚姻问题、评选先进和劳模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得凭家庭成份说话。而且这种评判标准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根本无处可躲。
要往上说，对解决组织问题至关重要。比如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入团、入党，不仅要往上严查三代，还必须都得是纯红色才能过关。要是往下说，哪怕是身在劳教农场，家庭出身好的教养也会被视作人民内部矛盾，常被用来帮助劳教干部管理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养。
就在这一刻，洪衍武记忆里那些几乎已经遗忘的隐痛和折辱，全被清晰地唤醒了。
“记着，别跟那小崽子玩，不听话揍你。他爸是资本家，是旧社会的有钱人，有钱人剥削穷人，就是坏人。”
洪衍武儿时的时候，亲耳听见福儒里的街坊们是这么训诫他们孩子们的。虽然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家庭出身，可这个玩意儿却已经开始让他被别人排斥了。
“切，你能跟我比吗？我爷爷是拉洋车的，我爸是蹬三轮的。你丫一‘黑五类’还想加入‘红小兵’？作梦去吧。”
黑子趾高气扬地显摆着刚戴在他左臂上的菱形臂章(1967年12月22日，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唯一合法的基层组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因其形状和材质，民间俗称“片儿汤”。)，尽管黑子考试总不及格，还蹲了两年班，可“自来红”的家庭出身还是让黑子顺利成为了伟大领袖的红小兵。当黑子和别的孩子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兴高采烈地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的时候，洪衍武却只能躲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当时他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唯一的感触，就是觉着像黑子爸那样的爹才是了不起的父亲。相比较，他资本家的爸爸简直不如人家蹬三轮的一根小手指头。
“狗崽子，洪衍武，长白毛，白毛绿，吃了垃圾放狗屁……”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班里几个男生最先养成了追着洪衍武，用顺口溜骂他的习惯。而逐渐的，班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欺负他的乐趣。他们用粉笔在他背后画小动物，把痰吐在纸条上往他衣服上贴，上课时偷偷从后面用弹弓夹了纸团崩他。在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们还往厕所里扔砖头，把他的身上溅满了屎尿。到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既快乐又有趣的游戏几乎使全班的男同学幸灾乐祸，开心透顶。
“打死丫头养的，资本家的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肯定就丫偷的。”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挥舞着擀面杖和炒勺叫骂着追来，洪衍武则在前面像一条流浪动物一样抱头逃窜。这些人追他是因为学校食堂丢了六个鸡蛋，而他当时蹲在食堂旁的原因，只是想就着饭菜的香味啃他的凉窝头。他不是没想过解释清楚，他已经对他们发了誓，甚至还允许他们搜他的身。可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只想抓着他白白揍他一顿，所以他才被逼得不得不跑。但沿途中却有更多的学生参与了这场围追堵截，他们用煤块、泥巴追着扔他。他的屁股、后背、后脑勺全都在疼，可这些人却在哈哈大笑，拿他的痛苦取乐，像是在参与一场快乐之极的游戏。而他只能尽全力飞跑，想尽办法曲里拐弯地跑。绝不能摔倒！快点！再快点！
随着洪衍武的成长，这种类似遭遇越来越多，让他对家庭出身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家庭出身不好，意味着随时会有一大滩黑泥朝他摔过来，或是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