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别看在服装夜市上,洪衍武的人每天都在用小刀子刷刷地片着老百姓的肉,可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因为货色时髦,多种多样,而且有自由划价的空间。
在“挨了刀”的老百姓里,居然有不少人,反倒感觉这个市场办得比国营的好,让他们受益良多。
像那些没有工作,贪图时髦,每天只会拎着录音机逛大街,哭着喊着也要臭美的年轻男女们就不说了。
那都是些宁肯不吃饭,偷邻居家鸽子和自行车铃卖钱,也得穿条牛仔裤在街上招摇的主儿。
他们是服装夜市最稳固的客户群体,赶都赶不走,背地里也是最爱替服装夜市扬名。
可除了他们以外,对服装夜市存有好感的,也不乏许多有着稳定工作,追求正常生活的普通人。
像1982年春节前就要结婚的王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服装夜市,她才没给自己的婚礼留下遗憾。
如果从社会整体氛围来讲,其实从去年起,新娘和新郎穿的结婚礼服,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单调刻板了,已经有人敢于把大红色的衣服穿在外面了。
而性格热烈外向的王芬显然更要超前一些,结婚头俩月前,她就一直在琢磨,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来为自己的婚礼留下美好的回忆。
最后她想起了“运动”中毁掉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就决定做一身旗袍。
等有这个想法以后,她就到京城的各大商场去转。
转来转去,选了一块古香缎的料子。
虽然每个月只挣四十多块,可她还是狠了狠,拿出俩月工资,花了八十多块钱把这旗袍做下来了。
要说穿上倒是真美,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后来问母亲的意见才知道,敢情穿旗袍是要带首饰,穿高跟鞋的。
这下可又犯了难,因为高跟鞋和首饰价格高昂就不说了,关键难以买到啊。
百货商店里即使有高跟鞋买,也需要七张工业券呢。
而珠宝首饰更是难觅其踪迹,恐怕得到传说中的“友谊商店”才有可能一见。
凭她一个普通工人哪里够得上呢?
结果恰恰就在离婚期不足一周的时候,她终于从单位小姐妹的口中知道了服装夜市有卖高跟鞋的。
在这里,她不但买到了比百货商店里更洋气,更便宜的红色高跟鞋,还买到了梦寐以求的珠宝首饰。
虽然是假货,可既漂亮又便宜,一下子就让她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结婚那天,王芬不但带上了项链,还有耳环、戒指,胸口还别了一朵珠花。
她发型是把头发整个烫起来,那种波浪的大花。
这样再穿上一身红色的旗袍,踩上红亮的皮鞋,那真是鲜亮异常,耀目至极。
果然,在她把这当时还堪称另类的行头穿戴好以后,再穿上大衣,坐着小车来到新郎家,一经闪亮登场,就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那天婚礼上,无论是婆家人还是街坊邻居的目光都非常新奇,盯王芬芳的旗袍看了半天都不愿意离开。
大家都觉得太惊讶了,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就连新郎的亲兄弟都说,“嫂子你太漂亮了,把我们家整条胡同都给镇了。”
与王芬的情况差不多,在1982年的春节前夕,日报社编辑杜牧林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春节之后,他就要参加单位的出国考察团去日本公干了。
而忧的却是,出国的置装费却严重不足。
他们的单位不比国家部委大机关,经费充裕。
动辄出国考察团就十几位、几十位成员,置装费一发就是五百块。除了做两身衣服,还能有剩余买双好皮鞋,买条丝绸领带的。
他们只发了三百元。而那仅仅够“红都”做一身半西装的,其余不足部分就得自己补上了。
可他的工资才有多少啊?七十块而已,妻子才四十块。
填上这个窟窿就要他们两口子一整月的工资啊。
家里刚刚置办上电视,不但手头正紧,妻子还想攒钱买个洗衣机呢,这一百块钱填上,那不等于凭空花掉了半拉洗衣机吗?
所以最终杜牧林抛弃了面子,选择了里子。
他算了算,出国大致需要半个月,如果精心点,或许不用更换,也能对付过来。
于是仅仅在“红都”做了一身西装,连双新鞋也没买,就打算穿旧的凑合了。
没办法,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难处啊。
可他万万没想到,妻子却突然在某一天晚上带给了他一份永难相忘的惊喜。
那一天,杜牧林像惯常一样加班到八点才回家,没想到一进家门,桌上不但有碗筷。旁边的椅子上竟然还有一身灰色派力司西服和一双皮鞋。
而妻子不由分说就让杜牧林穿上试试。
还别说,衣服特别合适,样式还特别新颖。
穿上以后一看,让人眼睛一亮,版式比“红都”的都好。
连在一边做功课的儿子也直嚷嚷,说爸爸像外国人。
直到这时妻子才炫耀似的表功,说西服和皮鞋都是在西单服装夜市买的,一共才花了七十五块,还是香港货呢。
跟着她又给杜牧林拿出了一条丝绸领带,花纹颜色比“红都”的还好。
此时,杜牧林已经完全被欣喜搞昏头了。
他一边对着镜子试着,一边不由自主地问,“这领带也是香港货,贵不贵?这个可没必要买,我有一条就够了……”